最短命的货币—金圆券流通始末

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为拯救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维持庞大的内战军费开支，下令在全国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但是事与愿违，被其视为救命稻草的金圆券，由于漫无节制地大肆滥发，迅速酿成金融风暴，带来始料未及的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天下纷然，怨声载道。金圆券不但未解国民党政府的燃眉之急，反而作为一针催化剂，加速了国统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垮台。因此，出台仅10个多月的金圆券币制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金圆券也从而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

金圆券的发行背景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公布紧急法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毕竟有所节制。到了抗战中期，由于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的相继沦陷，使得赋税收入锐减，而财政支出特别是军费支出却大幅攀升，因而出现了上百亿元的财政赤字。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法币的发行额成倍增长，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初现端倪。

1945年8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结束，惨遭重创的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有所恢复，物价也一度降低。但好景不长，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军费开支的浩大，又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上升。到了1947年，国民党政府仅军费支出一项即接近25万亿元，法币的发行额已是战前的47万倍，物价也比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无奈之下，蒋介石授意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1947年8月初，王云五提出“统一财政经济决策机构”和“行政业务计划方案”，希求通过取消久已流通的法币，改为发行金圆券，重温第一次币制改革的成功之梦，达到整顿经济、筹措资金、应对战争的目的。

金圆券的粉墨登场

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1948 年 8月19日正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在全国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其要旨有四：“一、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图1)及东北流通券(图2)。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同日，行政院等相关部门分别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以作为《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组成部分和配套措施。

对《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实施办法，可综合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 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以20 亿元的发行总额为限，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采取上述逐项措施，实质上是把人民持有的硬通货和外币全面控制于政府之手，仅允许民间继续保留、转让和以官定价格买卖现有金银首饰。不难看出，这种币制改革不过是国民党政府榨取国统区人民手中金银财富的途径和工具而已。

为确保币制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蒋介石派出了俞鸿钧、蒋经国、宋子文等一大批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工作。同时，以“限期兑现”“没收”“制裁”等铁腕手段，形成高压态势，迫使人民将自己所有的金银外币送交银行兑换成金圆券，从而使新的币制改革在整个国统区如同狂飙漫卷，几无悬念。截至9月底，全国各地收兑的金银外币就高达1.6亿美元。为加大收兑力度，国民党政府于9月30日又决定将全国黄金美钞的兑换期限延长一个月, 银元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然而，新的币制改革并没能实现国民党政府扭转财政颓势这种一厢情愿和匪夷所思的目标预期。金圆券发行仅15 天，汉口、重庆和广州的物价就分别上涨了21%、40%和83%，整个国统区出现了存款挤兑和物资抢购的狂潮，导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从早至晚人满为患，米店面铺也十有九空，许多地方不得不依靠军警维持秩序。11月10日, 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波，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首都戒严令 ”，翌日又紧急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尽管如此，事实上这对缓和局势依旧于事无补，甚至无异于火上浇油。

金圆券的短命一现

金圆券的发行和流通只能饮鸩止渴，因而注定难逃时乖运蹇的命运。1948 年9月至11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全线溃败，成为敲击金圆券的一记重锤。金圆券发行量越大，民众越是恐慌，物价更像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使金圆券无可奈何地走上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招致民怨沸腾，自食其果。而币制改革的始作俑者王云五虽非最高决策人，但转眼间已由党国功臣一变而为党国罪人，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被迫于11月16日引咎辞职，悄然离京赴穗。

据统计，从1948 年 8月23日正式发行，到1949 年 7月3日废止，金圆券共计流通10 个月又11天。其间，即使不把字规、号码的差异计算在内，金圆券印制的版式也高达66种，其中正式发行的主币券 47 种、辅币券3 种，虽已印制但尚未进入流通的主币券8 种、辅币券1 种，未印制的试样票7 种。金圆券的面额共有18种，即“壹角”(图3)、“贰角”(图4)、“伍角”(图5)、“壹圆”(图6)、“伍圆”(图7)、“拾圆”(图8)、“贰拾圆”(图9)、“伍拾圆”(图10)、“壹佰圆”(图11)、“伍佰圆”(图12)、“壹仟圆”(图13)、“伍仟圆”(图14)、“壹万圆”(图15)、“伍万圆”(图16)、“拾万圆”(图17)、“伍拾万圆”(图18)、“壹佰万圆”(图19)、“伍佰万圆”(图20)。参与印制金圆券的海内外厂家有9家之多，它们是美国钞票公司、美商保安钞票公司、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中央印制厂、中央印制厂特约一厂(大东书局)、中央印制厂特约二厂(京华书局)、中央印制厂特约三厂(上海中华书局)、中央印制厂特约四厂(三一印刷公司)和中华书局。如果再具体细分，金圆券的种类和版别更其繁多，简直令人眼花缭乱。1948 年11月，20 亿元的发行总额限制取消后，加之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飞涨，使得金圆券的发行速度和发行总额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达到5万亿元， 5月增至67万亿元，6月竟一跃而为130万亿元，是1948 年8月底的24万多倍。金圆券的票面额最初发行时的最高面额为100元，到最后出现50万元、100万元，甚至5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此时，金圆券的贬值超过2万余倍，“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来计算了”。同时，物价的上涨幅度之大和通货膨胀之严重，尤其令人为之瞠目。到了1949年5月，500万元金圆券只相当于1948年9月的1元金圆券。当时的上海大米价格是每石4.4亿元金圆券，如果以每石大米320万粒计算，那么130多元就只能购买1粒大米。一时间，社会上拒绝使用金圆券的事情比比皆是，以至于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纷纷先后向总部告急：“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

金圆券的寿终正寝

1949年4月23日和5月27日，南京、上海分别解放。人民政府宣布，自6月5日起停止流通金圆券，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价收兑销毁。而国民党政府败逃广州后，金圆券虽然继续发行，但是“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黔驴技穷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7月3 日宣告停发金圆券而改行银圆券，流通仅10个多月的金圆券自此黯然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