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革命前伊朗热衷于西方现代艺术

 　曾经的伊朗是个西方现代艺术品收藏大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毕加索、高更、雷诺阿、沃霍尔等人价值连城的作品。而今这个一度对西方充满敌意的国家再次通过艺术和外界联结。

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来源：Ali Kaveh

　　在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圆形大厅内，有一个从地面通往地下的环形螺旋式下降走道，这里就像一个地下版的出自Frank Lloyd Wright之手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一系列画廊由此衍生，为世人展现全世界最好的20世纪艺术品。今年秋天，博物馆展出了康定斯基、马瑟韦尔、波洛克、罗斯科和斯戴拉等画家的抽象主义画作，但这还只是博物馆馆藏的一小部分而已。在博物馆的庭院里，你能随时欣赏到恩斯特、贾科梅蒂、马格里特和摩尔等雕塑家的作品。博物馆的门厅中央是一个由考尔德创造的巨大的红色动态雕塑，在半空中闪闪发光。雕塑的上方是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肖像画。

　　在这座拥有16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拥挤的交通、缭绕的烟雾、密集的建筑，无一不令人窒息。但这家位于德黑兰市区的博物馆却像一个宁静的岛屿。在10月下旬清爽的一天里，画廊里只有十来个花了1.5美元进来拍照的学生，他们在观看杰克逊·波洛克作于1950年的《印度红地壁画》(Mural on Indian Red Ground)。这块9英尺*8英尺（约0.23米*0.20米）的猩红色画布上,溅满了白、灰、黑色的条纹，这是波洛克其中一幅最大的运用了“滴画法”的绘画作品，同时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他最好的一幅作品。5年前，佳士得拍卖行对这一作品估价2.5亿美元。再往下走,学生们就来到了两幅马克·罗思科的作品前,这两幅作品有墙壁大小，每幅价值约1亿至2亿美元。他们的教授让他们对这里墙上印着的一句话进行思考:“一幅画不只是关乎体验。它就是一种体验。”

　　随着伊朗结束多年的独裁统治、重新与世界接触，这颗明珠正待人们为它拂去历史的尘埃。早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伊朗王后法拉赫·巴列维就建立了这座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并收集了大量的欧洲及北美的现代艺术杰作——然后，这些杰作就消失了。如今，它们终于得以重见天日。11月20日，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抽象主义画作展览，展品包括伊朗画作和西方画作。

　　今年10月，博物馆与德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预计在明年秋天将馆藏出借到柏林进行一次为期3个月的展出，出借展品包括30幅西方作品和30幅伊朗作品。这将是博物馆举办的第一个海外展览。另外，华盛顿的赫希杭博物馆馆长也表示，如果政治和法律环境允许，2017年他们将会有一次更大的展出。“这都是战后欧洲和美国的一些伟大的作品。”她说，“但在这40年里，我们还从未见过它们。”

　　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1979年上台后，提出反对“Westoxification”（西方毒化），他认为西方在道德和性方面极其堕落，但这种作风也正在穆斯林国家蔓延，因此伊斯兰神职人员有必要制定出严厉的规则遏制这种势头。他禁止了西方的电影、音乐、书籍，强迫妇女戴上希贾布（穆斯林妇女穿着的面纱或头巾），并抨击伊朗的精英阶层陷入了对外国人的迷恋之中。 “戴着欧洲礼帽，”他写道，“你会在街上游荡，享受着身边的裸女，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却完全不顾这个国家的历史遗产曾经被掠夺的事实。”1979年1月，伊朗国王及王后出逃，革命暴徒开始上街抗议，博物馆因此将1500件西方艺术品藏进了地下室里的储藏室。

　　“艺术可以充当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桥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在这些武装民兵出现的1个月后，博物馆馆长Mehdi Kowsar让他们的指挥官签署了一份盘点清单，上面还标明了伊朗王后买入这些作品时的价格。10天后，这位前德黑兰大学艺术院的院长飞赴意大利，与他的家人团聚。他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为了避免在机场引起麻烦，他把这份清单留在了他德黑兰的公寓里。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看见过它。他今年79岁，定居罗马，是一位退休的建筑学教授。“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他说，“我当时希望，如果他们能签署一些官方认可的东西，那也许就没有人会去偷那些藏品了。”

　　这些藏品仍然保存得非常完好。只有一幅安迪·沃霍尔为王后法拉赫作的肖像画在多年前被一名出现在宫殿里的持刀狂热分子损坏，以及一幅威廉·德·库宁的裸体画在1994年被用于与一些16世纪的波斯细密画进行交换，并被大卫·格芬收购。后文将详细介绍。

　　这些藏品的存在使得伊朗国内矛盾更加激烈，只有克服原教旨主义和排外主义，这些人类文明的象征才能展现出它们的意义。但这也是关于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男人在1977年进入博物馆工作以前对艺术一无所知，但他的一生都在为保护这些西方艺术品努力。

Firouz Shabazi Moghadam，博物馆的管理人。 图片来源：Ali Kaveh

　　如果你沿着博物馆的走道进入底层，往工业吸尘器的右边走，再绕过靠在墙上的用泡沫包装着的画框，你会看到两扇门。右边的是一扇带门铃的钢质门，上面挂着一块写着“展览服务”的蓝色牌子。这扇门通往储藏室。左边的门上则挂着“摄影”，里面是一间混凝土墙的昏暗房间，摆着一张破沙发，就像纽约公寓大楼地下室里的一间超级办公室。

　　Firouz Shabazi Moghadam的桌子摆放在角落里，上面有一扇高窗。他在博物馆正式开业的前两周就来到了博物馆，他起初只是一个司机，但随后，在1979年革命后的30年里，他一直担任储藏室的管理人。今年63岁的他仍然瘦瘦高高，笑起来的时候两眼眯着。Shabazi在两年前退休，但除了他熟悉的西方藏品外，他还开始为博物馆里丰富的伊朗画作及摄影作品编纂目录。

　　1977年，当Shabazi从一家安装地板的公司跳槽到博物馆后，他被安排在德黑兰各地寻找一些未被发现的艺术作品。当时博物馆的创始馆长、王后的表亲Kamran Diba曾在霍华德大学学习建筑，他不仅亲自设计了博物馆，还负责了许多美国艺术品的收购。除此之外，王后也曾经在巴黎学习艺术，她非常喜欢欧洲艺术品，还聘请了自己的买手。1975年搬到德黑兰的Donna Stein也是王后当年的买手之一，她说，当时他们不能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工作，“这工作很棒，只是压力也很大。”Stein现在在洛杉矶的文德博物馆工作。

　　在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全球艺术品价格下跌,而伊朗由于石油出口变得非常富裕。1976年,为了拍卖收藏家Norton Simon一些“价格高得离谱”的画作，当时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负责印象派与现代艺术专场的大卫·纳什带着一箱影印品从洛杉矶飞往德黑兰。为了约见王后，他等了整整一周，还因为当时伊朗和苏富比拍卖行间的一个版权小纠纷而被安排会面的宫廷侍从斥责。他留下了那些影印品并飞回纽约，这次旅行“彻底失败”。

　　几天以后，伊朗宫廷内臣却为了苏富比即将举行的一场拍卖拜访纳什并向其征询意见。他们想知道这场拍卖中哪些作品值得拍下，大屠杀幸存者Josef Rosensaft的遗物有没有价值。纳什为他们提供了一些艺术品的名称，伊朗随后将这些作品全部买下。这些艺术品中包括保罗·高更1889年的《Still Life With Japanese Woodcut》，成交价140万美元，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纳什说，这幅作品如今价值4500万美元。博物馆馆长Majid Mollanoroozi则表示，日本收藏家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作于1907年的《Gabrielle With Open Blouse》价值约800万美元，保罗·高更1889年的《Still Life with Japanese Woodcut》价值约4500万美元。 图片来源： Ali Kaveh

　　继Kowsar之后，Shabazi接管了储藏室，但其他的艺术专家开始出逃。为了辨识一些遗失了相关文件的西方作品，只有高中毕业的Shabazi开始通过看书学习艺术知识。他开始爱上这些作品。在持枪者占领这栋建筑的几天后，新政权指派了一个由20人组成、却对博物馆一无所知的委员会来经营它。 Shabazi按照两人一组，带领他们分别参观储藏室，向他们证明这里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而他们都为这些孩子气的画作震惊了。

　　“他们会说，‘这是什么？我可以做得更好，'”Shabazi说， “我会告诉他们这是毕加索的画作，然后他们又会说，‘毕加索画作又怎么样呢！'。”随着混乱席卷德黑兰的大街小巷，Shabazi在接下来两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这些艺术品一起在储存室里渡过。 “我不希望发生什么事。”他说。

　　20世纪80年代，为了宣传革命及在两伊战争中为伊朗打气鼓劲，博物馆的主要部分重新开放并进行展览。于是，常常会有人拿着一封官方书信出现在储藏室，要求借用储藏室的绘画作品，理由是要在文化中心或是公共场所展出。但Shabazi拒绝打开储藏室，他怀疑这些人会有借无还。 “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勇气从何而来——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很害怕，”他眼里泛着泪水，“为了这个储藏室，为了这个博物馆，我变得像一头狮子。”

沃霍尔的《Maos》 图片来源： Ali Kaveh

　　直到1999年，霍梅尼去世10年、伊朗国王出逃的20年后，博物馆才举办了革命后第一次西方流行艺术品展览，展品包括霍克尼、李奇登斯坦、劳森伯格和沃霍尔等画家作品。这反映了伊朗改革派和强硬派的竞争中出现了一次缓和。自2013年起，由总统哈桑·鲁哈尼任命的经济部及文化部官员开始试图对由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控制的安全和司法机构进行改革。

　　因为必须向共和国文化部进行相关汇报，博物馆的管理者们只能在一年的某几周里展出几十件西方作品。管理者们通常都很小心翼翼，他们尽量不让那些“猥亵”的作品激怒政府的保守派，此外，博物馆最出名的选辑里都是二战后一些美国人的作品，他们中有很多是同性恋或是犹太人，这一件事也很有可能刺激到政府。法拉赫王后今年已经77岁，久居华盛顿和巴黎，但她在伊朗也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

　　储藏室中还有一些伊朗人也许永远无法见到的藏品，至少在目前的体制下是这样的。这些藏品包括毕加索和爱德华·蒙克的裸体画;安德烈德兰的描绘了11个裸体的女人在大自然中嬉戏的大幅画作《Golden Age》;以及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肖像画《Gabrielle With Open Blouse》，画中的年轻女人解开了衬衫，露出了她的肚脐。

　　弗朗西斯·培根作于1968年的三联画，《Two Figures Lying on a Bed With Attendants》，价值约7500万美元。

弗朗西斯·培根作于1968年的三联画《Two Figures Lying on a Bed With Attendants》，价值7500万美元。 图片来源：Ali Kaveh

　　2005年，一位名为Alireza Sami Azar的博物馆馆长展出了一幅1968年的弗朗西斯·培根三联画《Two Figures Lying on a Bed With Attendants》。随后，博物馆警卫很快发现画里的男人是赤身裸体的。这一发现很快惊动了文化部，政府下令将画作取下。展会当晚就要开幕，而包括英国大使在内的许多政要都会出席，为了使他们有机会看到这幅作品，Sami Azar向政府索要书面法令以拖延时间。

　　“我说，‘看，他们都是男人，不是女人，而且他们都是半抽象的。这不是淫秽作品。这两个人有可能是兄弟。'”如今在德黑兰画廊教授艺术课的Sami Azar笑着说道。“他们说，‘得了吧，我知道他们是同性恋者，他们还一起睡在床上。这是一次丑闻，一旦保守派上台，他们马上就能找借口来攻击我们。'”

　　直到客人抵达后，文化部的书面命令才来到。客人在进场时还看到了这幅完整的三联画，离开时，原来那幅画悬挂的位置已只剩下一颗钉子。

　　“艺术可以充当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桥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Hossein Sheikholeslam解释道。他曾是一名激进的学生，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中曾参与占领美国大使馆，随后也在政府中担任过一些主要职务。“伊朗文化不接受裸体和同性恋。”他说。

　　杰克逊·波洛克作于1950年的《Mural on Indian Ground》，佳士得拍卖行估价2.5亿美元。在储藏室里，你是听不到两扇门外的门铃响的，但门栓发出的响声会提醒你有人来了。里面还有一扇约六英寸厚的钢质门和一个门铃，门把手上方有一个密码锁。随着一声吱嘎响，打开的是一间长长的混凝土房间，里面都是些钢丝网。刚进去只能看见两幅画：一幅严肃的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肖像画，以及毕加索于1927年创作的45平方英尺（约14平方米）的杰作《The Painter and His Model》，这幅画被塔夫茨大学的艺术史学家Jeremy Melius誉为“毕加索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从毕加索的画作开始，Shabazi和他的助手一一将这些钢丝网沿着天花板上的轨道拉到房间中间，对这些画作进行查看。这些画作全都挂在钢丝网上，使得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海报商店。这里早期的藏品包括19世纪的莫奈、高更、毕沙罗、图卢兹·劳特累克、梵·高和罗丹作品。20世纪中期作品中，则包括10幅毕加索作品（整个博物馆有约30幅），两幅马克·夏加尔作品，一幅乔治·布拉克作品和一幅迭戈·里维拉作品。

　　而二战后的大部分藏品则被放置在通风管的旁边。这里分别有十几幅贾思培·琼斯和罗伯特·劳森伯格的作品，至少15幅沃霍尔作品。这15幅中包括《Mick Jagger》（米克·贾格尔）、《Marilyn Monroe》（玛丽莲·梦露），以及一个系列的10张《Maos》（毛泽东）。其中价值最高的是一幅名为《Suicide》（自杀）的作品，这幅作品是根据1963年的一个跳楼者创作的。沃霍尔另外一幅罕见的关于死亡与灾难的作品在2013年被拍卖出1.05亿美元。

　　Shabazi说，他最爱的是罗斯科的作品。他关上身后沉重的储藏室门。“我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而罗斯科的画作总是能让我平静下来。”

毕加索在1927年创作的《The Painter And His Model》，价值约3000万美元。 图片来源：Ali Kaveh

　　经常会有人出高价收购博物馆藏品，包括在最近，摩纳哥一家基金会就表示希望能以1.03亿欧元（约1.11亿美元）收购培根的三联画。“但我们没有出售其中任何一幅作品，包括那些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馆长Mollanoroozi表示，“如果我们卖给他们，我们要到哪里去买一些有同等价值的替代品？”他希望海外展览的收入能够支持博物馆进行40年来的首次收购，以及用于改善博物馆的条件，如更换照明、地毯以及保护储藏室的防水系统。

　　大约12年前，Sami Azar曾请佳士得拍卖行对一些裸体画进行估价，希望能利用这笔收入来更新博物馆的藏品。当时的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对此表示赞成，但他表示最终的决策是由国会敲定的。Sami Azar决定不冒这个险。他说，要卖出这些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能否从政府手里拿回一些钱来收购新的作品就不一定了。

博物馆储藏室里的安迪·沃霍尔作品《Suicide》，作于1963年，价值约8000万美元。图片来源：Ali Kaveh

　　40年来，博物馆唯一流出的一幅作品是德·库宁的画作。1994年，博物馆用此作交换了一本有400年历史的名为《the Shahnama of Shah Tahmasp》的细密画作品集。策划了此次交易的前文化部副部长Mehdi Hojjat表示，这本作品集为康宁公司的创始者霍顿家族所有，在1979年革命前，霍顿家族曾向伊朗开价2800万美元。但当时的国王犹豫不决。直到1991年，时任美国外交官的阿瑟·霍顿三世通过伦敦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重新与伊朗进行谈判。霍顿没有向他的上司透露这次秘密安排，同时也向伊朗隐瞒了他的身份。他觉得，如果伊朗方面知道他的身份，可能会受到惊吓。 “我不能暴露身份。”他说。

　　这次交易的谈判持续了3年时间。起初，中介机构要求伊朗方面用五幅画作来交换这本作品集，其中还包括一幅珍贵的波洛克画作，一幅米罗画作，一幅毕加索画作，以及雷诺阿的《Gabrielle With Open Blouse》。 Hojjat向伊朗最高文化革命委员会提供了每幅画作的照片并请他们作出决定。最终，伊朗方面决定放弃德·库宁的《女人Ⅲ》，这幅画里描绘了怪诞、畸形的裸体女人。

　　Shabazi还记得他们当时在黎明时分将这幅画送到飞机上的情景。由于担心美国政府可能截获这幅作品作为补偿，Hojjat安排在维也纳的停机坪上将这幅作品转移到一个瑞士的艺术品经销商手上。与此同时，《the Shahnama》也被送上飞往德黑兰的飞机。当时，加州的格芬出资约2000万美元买下了这幅德·库宁作品。霍顿家族实际获益约1050万美元，其余的大部分都归中介机构。2006年，格芬将此作转手卖给对冲基金业巨头Steven Cohen，成交价1.375亿美元。

　　Hojjat回忆说，在讨论伊朗是否应该用画作交换《the Shahnama》时，最令他惊讶的是当时最高革命委员会中一位信教官员的评论。这位官员对《Gabrielle With Open Blouse》的立场很坚定，“这幅雷诺阿的画很精致，”那人说，“不要把它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