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当代”，更爱“千秋”

 需要首先直言不讳的是：吕立新是我和《艺术市场》的老友了，然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访谈眼下这位艺术市场圈子里风头正红的“俊生才子”的缘由，不是一直致力于市场权威的《艺术市场》杂志，突发奇想地要改走“时尚范儿”路线;也绝非是自诩“学院派”出身的笔者要摒弃一贯冷静批驳的态度，而迸发出“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般惺惺相惜的情愫，而实在是因为：在《百家讲坛》的“水墨齐白石”引起不小的社会活动之后，吕立新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当下艺术市场圈子带来了太多的手笔和故事，叫人在对一件事惊喜的余波未了之时，马上又对下一件事期待不已，用《泰晤士报》老牌专栏记者西蒙·巴恩斯的话说：“这个家伙就是那个不折不扣地讨媒体喜欢的人，他不用费尽心思去制造新闻‘招蜂引蝶’，即便就是站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也会有记者像饿极了的蚊子一样飞扑上去，因为他本身就是新闻。”所以说如若吕立新就是当下艺术市场圈子里的时尚先锋，那么一贯最厌烦扎堆儿的笔者也会毫不介意地“飞扑”而去赶这个潮流。

　　因为在当下艺术市场圈子里最为时尚潮流，就莫过于吕立新和他的《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下简称《档案》)那点事儿了……

　　长久以来中国艺术市场内“争议”的规律是：不红不争，红者必争;并且，争红之议者，亦红;红者不争之议者，行将不红……吕立新红了，红在“露脸”之后;他的《档案》也红了，却红在“露脸”之前——眼下尽管《档案》在社会关注下已然沸沸扬扬，但要先知晓的是即便是第一批入选的八位艺术大师中，也只有二位的部分卷宗在八月才能面世，是标准的“闻声未见人”。但即便如此，关注、热盼、谈论、争议等等依然“不踵即至”，按照“红者必争”规律，目前《档案》确凿红得可以了。

　　然而令笔者甚为惊讶的是：真正“红得发紫”的，却是那些尚未出版的大师档案——当面对笔者“谁是下一位《档案》整理的大师”的询问时，吕立新随即大翻苦水：“现在即便是我这儿最普通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每天都已经被十几遍类似的问题搞得不厌其烦了。来电询问的多半是藏家，甚至有的打来直言不讳地讲，‘你们下一步编谁?编谁我买谁。’”《档案》的市场“实用性”可见一斑，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却有些偏离了吕立新最初的初衷：“文章皆为千古事，何况‘国之宗卷’乎?《档案》是国家以抢救性的方式对20世纪优秀艺术家作品进行建档著录，主要是想以国家的力量为后世留下最大程度上的真实、可信、权威的美术史料。尽管我们谋求‘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但是比起我们在更为在于的‘千秋’意义，更多的人，特别是众多市场人士却对‘当代’之利感兴趣得多。”

　　那么《档案》的“千秋”与“当代”，究竟是孰重孰轻的选择，还是的长短兼备的效果?这是个问题。然而对一件事物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往往便是其本身的缔造者——吕立新之所以毫不避讳地直言自己便是《档案》的创始人，就自然有许多最本色的话要说：

　　《艺术市场》（下简称《艺》）：不可否认《档案》火了，甚至是“闻声未见人”式地火了，这在意料之中吗?作为其直接的缔造者之一，你认为原因何在?

　　吕立新（下简称吕）：我的确是《档案》的主要创造者，是第一个提出和策划这个完整的想法的人，但是这个想法绝不是陆游神来之笔式的“妙手偶得”;也不是门捷列夫如梦方醒式的“突发灵感”;更不是堂吉歌德毫无目的般的“心血来潮”——《档案》是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构思，反反复复之间自然想到了不少，所以《档案》在最开始的例行宣传之后就马上火了起来，既在情理之也在意料之中。原因有几点，第一是《档案》客观上是中国美术界、艺术品界、艺术市场界长久以来最为期盼的形式和著录，因为它是“倾国之力”打造的最大程度上的全面和权威，也就是树立了一个标准，一个直接可供人遵照、研究和参考的依据。这就好比大家都要丈量长度，都明白计数单位却苦于手头都没有尺子，而一旦有了一把标注化的尺子，剩下的事儿就是单纯的力气活儿了。《档案》之所以冠名“国家档案”，就是要起到制定标准和范式的作用。

　　其次的表层直接原因是《档案》在当代的艺术市场内，无论是拍行、画廊、艺术机构还是藏家、经营者，都有着极高的“实用性”价值，是市场风向标和投资指南。

　　再次 深层根本原因是《档案》对中国美术史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为今后类似的档案著录建立了标杆式的模式。

　　《艺》：既然《档案》成为了市场内趋之若鹜的风向标且在市场内影响巨大，那今后《档案》的编辑会不会因为要“照顾下市场情绪”而有所调整，或者说有新的标准?

　　吕：“对于艺术品最真实的价值，最终要落到其自身蕴涵的艺术水准上;而对于艺术家最后的评价，最终要决定于其成就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这就是《档案》坚持的最基本的准则之一，“当代之利”再利，也终要归属到“千秋之功”当中。我们现在只看到市场与大众认知度相对对等的艺术家的情况，而那些相对失等的艺术家们——其历史功绩也一样突出——如若我们不马上“抢救”式地发掘整理，他们甚至就有可能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这样中国美术史将出现不该有的空白与缺失。

　　所以尽管市场火爆，我们仍要坚持我们最为原本的初衷——以学术的标准来筛选艺术家，以著史的态度来编著《档案》——这个最起码的标准不会因为市场的反映抑或谁的意愿而动摇，这也是目前我们整个《档案》团队的使命所在。因为既然认定了“千秋之功”，也就抱定了有再短期内不奢望其显现出来的想法。但同时我们仍然很欣喜于看到“当代之利”已然在社会上显露无疑。

　　《艺》：“条条大路通罗马”并不一定意味着谁都要知道罗马，《档案》再火，仍旧有对其陌生的市场人士，而在对这些表示首次听说《档案》一事的人群采访中，得到的反馈最多的是《档案》在筛选公正性与鉴定权威性上争议，你怎么看?

　　吕：所谓“倾国之力”，不仅仅是指政府只有一个“国家姿态”或者单纯地标榜“国家名义”就可以的事情，而是真正要做相应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与调配，所以说《档案》是任何独立的企业、个人甚至是小团体的社会力量无法力所承担的，必须通过文化部、中宣部、财政部等国家行政资源进行统筹才能顺利进行。特别是空前范围的征集收入工作和集中了目前国内最顶尖与权威的鉴定专家团队，就在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档案》正与权威性，我们追求完美，但是作百分百的答复本身就是伪科学，因为再精准的时钟在若干年内后也有分秒上的偏差，何况《档案》也绝非简单地计数工作，所以我们只能尽全部的努力做到最大程度上保证《档案》的完整和可信度。

　　《艺》：还有人认为《档案》的知名度甚至远没有你本人出名，你觉得这是《档案》推广工作的缺失吗?

　　吕：即便是我们不做任何推广，我也会向你保证：《档案》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比我出名得多。

　　《艺》：那你认为在圈内的高人气对《档案》利弊如何呢?有疑问“是吕立新成就了《档案》还是《档案》成就了吕立新”的说法，你怎么看?《档案》会不会再缔造出像你一样的学术明星?

　　吕：目前看是有许些所谓的“利”的，《百家讲坛》的“水墨齐白石”有很多朋友捧场，使得我在圈内的知名度，学术能力、业务能力上积攒了许些口碑，如果我是所谓的“热点”的话，那些不知道《档案》的朋友可能会爱屋及乌地关注《档案》，这在其前期发展中就可能会带来一些认知度上的帮助。但更多的是广大支持者的关注给了我更多的动力和责任感，就会让我更加努力地为《档案》贡献力量。而非要说谁成就谁的话，那一定是《档案》成就了吕立新，因为我说过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完成这样庞大的“国家档案”的工程，所以我们一直是在团队运作，而且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不仅要依靠整个团队集体力量，还要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完成这个“千秋之功”。所以相比之下个人的力量在《档案》中甚是有限，所以《档案》只有团队的成功，也就是不可能再缔造任何个人形式的“明星”了。

　　《艺》：据悉国家每年有专项财政拨款400万来支持《档案》的工作，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档案》是还是主要依靠国家专项资金扶持还是会兼备民间力量持续发展?

　　吕：会结合民间力量，但主要还是国家支持。而所谓的“民间支持”也只是民间征集作品时，入编的编辑费用，不入编的鉴定费用，比与市场价，只能堪称是“象征性收费”的价格了。

　　《艺》：目前《档案》的主要困难时什么?

　　吕：在政府各部门的调配下，《档案》目前进展顺利，但主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在海外作品征集时作品的出入境问题。第二就是在个别大师文献整理上的困难，譬如说张大千在海外的作品情况复杂;林风眠在鉴定领域的学术权威缺失等等。

　　《艺》：最后，在《档案》即将正式面世之际，你最想对广大关注者说点什么呢?

　　吕：我们深切地希望《档案》能够得到您真正的理解和支持——只要您真正地理解了《档案》的首要的历史价值是意在为后世历史谋福的“千秋之功”，相信您一定会更好的心态来看待《档案》的“当代之利”，无论是广大的一直以来关注我们的支持者也好，抑或手握大师存世作品的藏家也罢，希望您能着眼未来，同我们一道为“国家美术档案”写下属于您的那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整个中国美术历史期望您，爱“当代”，更爱“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