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组合摄影探析

青铜器组合摄影，是将多件铜器有关联地组合在一起，进行的一种摄影创作活动，文物摄影可以说是考古学及文物鉴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跨越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及东汉几个时期，纵横礼乐、酒食相关内容，围绕文物特征、创作构思、拍摄角度、背景处理、光线运用等主要方面，以摄影家本人创作的数幅作品为例，对青铜器组合摄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青铜器，主要是指古代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铜镜、带钩、车马饰、农具、工具和度量衡器等，以商周时期最为流行且精美。虽然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其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青铜器是贵族代表身份的礼器。古代青铜艺术，造型丰富，种类繁多，纹饰精美，技术高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的文化遗产之一。因此，青铜器组合摄影，可以说是文物摄影中的重中之重。青铜器组合摄影，是将多件铜器按出土地点或藏品种类等，有关联地组合在一起，进行的一种摄影创作活动。其难度较大，也最费功夫，全靠作者自己来构思组合画面，所以青铜器组合摄影，最能体现摄影师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笔者在多年的文物摄影实践中，逐渐意识到青铜器组合摄影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研究。在此，本文仅以笔者创作的数幅作品为例，对青铜器组合摄影进行简要分析和论述。
 

一、商代窖藏青铜器组合

1996年2月，郑州南顺城街商代窖藏坑出土一组12件青铜器；1997年8月，修复基本完成后，笔者创作拍摄了这幅青铜器组合作品。其中铜鼎形体较大，而铜爵和戈、钺相对较小，具有一定组合拍摄难度。四件大鼎一字排开，具有列鼎性质，几乎快要占满整个摄影室的宽度，摆放在台面上拍摄，显然不太现实。一是没有那么大的摄影台，二是承受不了重量，三是也没有那么宽的背景纸或布。于是，我们只好决定将其摆放在摄影室的地板上进行拍摄。在摆放铜方鼎时，笔者选择了稍正偏侧的角度，这样便能看到两个面、两个耳，四只鼎腿相互不会重叠，立体感强。而爵、斝类器物，则要相应表现出三足、鋬以及菌状柱，爵还要强调其流尾。铜鉴形状极像一个大碗，大口，深腹，圈足，出土时已挤压变形，摆放时要观察选择其不很变形的角度。戈、钺类小件器物，平放不太起眼，立起摆放，较为醒目。前排与后排器物在摆放时，要注意既有重叠，又有交错，以不影响大鼎的主要器形为宜。背景本应考虑与水泥地板相近似的灰色背景纸或布，连接垂挂于墙壁，虽然不能避免墙体与地板之间的缝隙，但毕竟整体色调要统一些。但因为文物摄影牵涉人多面广，时间有限，所以只好利用摄影室原有遮挡墙壁的红布衬托，这样虽然画面颜色有点鲜艳，不太协调，但后期制作时仍可褪底并更换背景。在光线处理上，以左边为主光，右边作辅助光，光比略强，反差较大，目的是想避免平淡无奇，给人一种更加立体的视觉效果。虽然这幅作品仍然存在着不少缺憾，但如今却已成为孤本绝版，因为这组青铜器现在分属不同的三家文博单位，要想重新组合在一起拍摄确实不易。这幅作品创作问世以来，曾被多部书籍画册刊登选用，有位外国学者还通过文物局局长向笔者索取该件作品，其意义和重要性可略见一斑，不言而喻（图1）。

二、西周青铜酒器组合

1997年9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遗址，发掘了一座周初长子口墓，这是淮河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周墓葬。长子口为商代封国——长国的国王，商亡后又臣服于周，死后按商代葬俗埋葬。该墓所处的豫东地区，在商周时期是中原文化与东夷、淮夷文化的交汇处，更是商末周初中原与东方战争的要冲。因此，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商末帝辛征人方，以及周初武王、成王东征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8年1月，该墓发掘结束，出土各类文物千余件。同年3月过完春节，笔者创作拍摄了部分重要文物图片，这幅青铜酒器组合，便是其中的一件作品。方形青铜器，标志着商代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地位，而该墓的种类和数量在商周墓葬中均属最多，我们的创作正是据此做了取舍。三件青铜酒器均为方形，角度稍侧，两边两件一字排开，中间一件器形较为别致，稍微靠前，并适当遮挡少许右边器物，在不碍观赏研究每件器物的同时，更加突出了中左器物，同时画面富于变化，显得错落有致。布光时，采用右后为主光、左前为辅光的方法，灯位稍高照射，既要反映其纹饰扉棱，又要表现各个层面的明暗对比关系。机位略高拍摄，适当露出了器物的后部口沿，能够给人以立体的感觉。作品原有灰色背景及投影，后来制作时进行了褪底处理，更加突出了器物的轮廓和造型（图2）。

三、春秋青铜礼器组合
 

2002年5月，笔者创作的一幅春秋时期郑国青铜礼器组合摄影作品，气势宏大，迄今无双。这组礼器有9鼎、8簋、9鬲、2方壶、1圆壶、1鉴、1豆，共计31件，是1997年河南新郑郑韩故城一个窖藏坑所出，组合完整，种类齐全，数量之多，极为壮观，充分体现了郑国的等级制度及其礼制。但要想将其搬到摄影室组合拍摄，却根本容纳不下，拉不开灯光距离，因此，我们决定就地取材，利用博物馆展厅现有场地进行拍摄。首先，在现场选取了一幅与之相关的浮雕图案，作为大的背景来烘托古朴典雅的格调。再按前低后高、相互交错的原则，初步大体摆放各类器物。然后，通过相机取景器仔细观察，纠正摆布每件器物因透视关系而导致的变形歪斜，诸如鼎、簋、鬲的三足等，力求做到既有大的阵容，又有局部器形显现。由于器物较多，布光难度相对较大，灯多容易投影杂乱，灯少则光照不均，最后还是大胆采用两盏灯光，从左右稍高位置照射，个别鼎腿仍然较暗，但由于开馆展览中局部展厅关闭进行拍摄，时间还是不容摆来弄去，只好就此作罢。拍摄时相机位置较高，以避免器物之间过多重叠。后来，这幅作品在出版的画册版面中，多被设计成跨页形式出现，由此足见其重要价值（图3）。

四、春秋青铜乐器组合

1978年，河南省固始县侯古堆春秋末年一号墓陪葬坑出土的成组青铜礼、乐器，完善了东周铜器分国、断代的标尺，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墓主人系宋景公之妹勾吴夫人，年仅30岁左右，随葬九鼎显示出其特殊地位，而成套乐器的出土，则为研究古代乐器和音乐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青铜编钟，经文化部民族音乐研究所测音，音律准确，并可演奏出古今乐曲，共有9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钟体作合瓦形，舞上有长方形钮，钲部有螺旋状枚36个，舞部饰变形的蟠螭纹，钲间饰云雷纹，钲部及鼓部均铸有各不相同的铭文。大者通高21厘米，小者通高12.1厘米。编钟架子出土时虽已缩裂腐朽，但仍可看出其形状，由横梁、支柱及柱墩3个部分组成。横梁通长199.7厘米，下部凿有9个方孔，以悬挂编钟。后来笔者创作拍摄的青铜编钟组合，编钟为真品，架子则是根据其出土时的形状复制的。

这组青铜编钟组合拍摄时，由于被摄主体形制较大且重，如用背景纸拍摄，容易引起破损或皱褶，因此，笔者选用了大块的灰色连地背景布，铺在摄影室的地面上用以衬托。在背景布上铺垫一些干净的废报纸，这样人们在上面活动，不容易弄脏背景布。然后，在背景布上适当位置，将编钟架子的柱墩、支柱和横梁装好，再按编钟出土时的顺序位置，大小依次递减悬挂妥当，并将木质钟槌置于编钟前方。最后，摆布完毕，撤掉背景布上的废报纸，开始布光拍摄。编钟采用正面角度拍摄，能够真实反映其形状及大小变化；钟槌稍斜，调剂构图，活跃画面，意在打破中规中矩的布局。采用4盏灯进行布光，后面2灯适当提亮背景，前面左右2灯稍高位置照射主体，这样不仅编钟及架子纹饰清晰，而且减少了漆器的反光，背景的明暗变化使画面感觉鲜活，同时投影所形成的影子也美化和点缀了画面（图4）。

五、战国楚墓铜器组合

2002年10月，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战国楚墓出土了两套铜器，造型与组合方式奇特，保存完好，较为罕见，是近年豫南楚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

铜扁壶及组合器皿，由1件扁壶、8件折沿盘、10件平口盘、4套圆盒，共23件（套）铜器组成。铜扁壶通高27.6厘米，腹径9.9~22.7厘米，器表饰以错银和彩绘凤鸟、卷云纹图案，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扣合而成。壶内平口盘大小相错，分两组将折沿盘扣合其中。折沿盘内再扣合大小相错的圆盒。

铜圆盒及组合酒具，由1件圆盒、9件铜匜、6件圆盘、23件耳杯，共39件铜器组成。铜圆盒通高20厘米，口径18.4厘米，略呈瓜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以两对子母相扣合。盒内自下而上倒扣叠摞着耳杯、圆盘及匜。

在创作拍摄这两套铜器组合时，分别依次将整套铜器按扣合、打开、展开及分类单拍的方法进行，从单个到组合，从局部到整体，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组合器物的全貌。扣合拍摄时，采用正面角度摆放，能够表现此类铜器扣合时的状况，尤其是扁壶，上腹部两侧各有一个衔环，下腹部两侧各有一个鸟喙状的可转动的旋钮，与圆环相扣合，正面既能体现其巧妙设计，又能表现器表精美图案。打开拍摄时，扁壶采用稍侧角度摆放，尽量显示壶内盘盒扣合情况；圆盒盖则稍微搭放在其身上，以示二者之间的相互呼应关系，同时还不影响器形及盒内酒具扣合情况的表现。展开拍摄时，选择各类器物有机结合地摆放，充分展示其种类、数量及器形。要注意尽可能将静物拍活，避免呆板、生硬组合。如果还需更加细致地反映各种器物造型，那么再分类单拍进行具体表现。在灯光的运用上，仍然采用左为主光、右为辅光的基本布光方法，但在光的高低前后、远近强弱上，却没有固定的标尺，则要灵活多变，有一定的艺术感悟。拍摄机位的高低，也要根据被摄主体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如创作整套器皿组合展开作品时，件数较多，场面较大，机位相对较高，这样既不会造成相互遮挡，还能充分显示出恢宏气势；而处理没有遮挡的器物扣合、打开状况时，机位适当降低，文物则不易变形。灰黑渐变背景纸的选用，更好地衬托了高档铜器的精美，同时也给人以深邃神秘的时代空间感（图5~10）。

六、东汉青铜器皿组合

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传统中一直以夏、商、周三代至秦汉时期为基本的时间范畴。秦汉时期，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度过了最后的辉煌，主要以质朴的气息、写实的风格，表现了平易的风采和含蓄的魅力，反映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尤其到了东汉，在青铜器的使用上，“周礼”制度已不再严格，则更具一般日用器皿的性质，不过鼎仍是一些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祭器。笔者2002年创作的两幅东汉铜器组合摄影作品，就具体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器皿的典型特点。
这是2001年河南巩义出土的两套东汉铜器。其一，为铜鼎与勺。鼎高11.6厘米，口径20.6厘米；勺长21厘米。铜鼎的形制已显然有别于前代，不见双耳，敛口卷沿，鼓腹饰有铺首衔环和弦纹，圆底附以三蹄足；勺的形状也很别致。虽然胎质较薄，锈迹斑斑，但仍隐约透出其辉煌。在选择拍摄角度时，将一个保存较好的蹄足朝前摆放，这样既能够表现出“三足鼎立”状况，又能显现铺首衔环浮雕图案。勺子搭放在鼎沿右边上方，极其符合生活中的使用规律，不仅不影响各自的器形轮廓，而且特别强调了它们的配套使用，画面还有一种生动活泼之感，这就是静物组合创作的魅力所在，而单件器物的摄影，在某些方面则是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布光以右边略后的侧逆光为主光，重点勾勒铜鼎及右侧浮雕图案和勺子之轮廓，再以左前方辅助光表现并顾及其他部位。白至灰色渐变涂塑背景纸的衬托，可使主体与背景的色调更好、更明显地分离开来，白色反射了铜鼎底部的光亮，而灰色又不乏变化和深远感。拍摄机位平视略高，以看到后面口沿和足部，同时又能将勺、鼎交错分开为宜（图11）。

其二，为铜托盘、耳杯与箸。盘高7厘米，口径31厘米；耳杯长11.1~12.6厘米，宽8.2~9.3厘米；箸长22厘米。耳杯系古代饮酒器，铜制的较少，多为漆器，盛行于汉、晋；箸乃筷子；均以三足盘承托。这套铜器组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此，选用了浅灰色背景纸衬托，拍摄机位较高，俯视画面，给人以伏案饮用的感觉，而盘的双足、箸的两孔和耳杯外腹仍然清晰可见，不乏立体效果。在选择拍摄角度时，考虑到如果托盘单足在前，位置略高就看不到另外两足，视觉上会有一种不稳之感，双足朝前则能使画面均衡，看起来更加舒服。灯光的运用打破了常规，左后方侧逆光做主光，照度较强，不仅凸显了箸及耳杯的内部结构，而且浓重投影的出现，仿佛有扇大门洞开，更加强调了日用器皿的生活功用和气息；右前方辅光较弱，补充主光照射不到的托盘双足、耳杯外腹等被摄器物之其他面，平衡明暗，调节光比，解决了主体与阴影不分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图12）。
七、余论
除了铜器，文物的种类还有很多，诸如玉器、石器、骨器、铁器、陶瓷器、漆木器、金银器等，都可以进行组合摄影，但限于专题，本文只是对古代青铜器的几种主要类型，也是文物研究中常见的组合摄影，进行了实例分析和综合论述。
总之，我们认为，要想搞好青铜器组合摄影，摄影师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相应的文物专业基本知识，了解所摄文物的用途、特点、规律等，知道哪些青铜器组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帮助文物专家进行比较研究。二是美术基础与艺术眼光，面对缤纷的文物，什么为主、什么为辅，哪样在前、哪样在后，怎么才能巧妙地将其错落有致地组合，是反映摄影师水平高低的关键。三是综合素质和摄影技巧，经典的文物组合摄影创作，能够充分展示作品的灵性思维与令人叹服的构思，这和一个摄影师的综合素质密不可分，而熟练和全面的摄影技巧则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