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醒世词》的人文态度与劝世价值今考

四百多年前，明代的自然科学家、文化艺术家，在世界上公认“首创十二平均律”音乐理论的科学巨匠朱载堉(1536-1610)(图1)，以跌宕的人生阅历为底蕴，用笔积累了他对世事的洞悉、感喟和醒世格言。其后，这些语言平实而充满人文关怀的词章，被推崇者一再传抄、整理、编纂，最终形成一部包罗当时浮世万象的劝诫之诵《醒世词》，影响了一方百姓。

一部创作于明代的著作，无疑会荷载那个时代五味杂陈的社会印记。而在民间的辗转传抄中，文本被后续者添彩或增俗都在所难免，所以现存于世的几个版本都不能说是精粹之编，至少不像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清朱伯庐的《朱子家训》等一批流传广泛的劝世经典那样整齐精当，这也许是它流传不广的原因之一。然而，当我们拂去历史的杂芜，从今天的人文语境回望和考量《醒世词》(图2)的文学意义、文化意义乃至人文意义时，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些穿越古今的思想分量、富含普世价值的隽永旨趣以及洞悉人性弱点的悲悯和关怀。以下选几个维度来分析考量，以判断和领略它的价值：

其一，《醒世词》如同一幅宽阔的世相写意长卷，它以广博的视野展示了一个时代的人文特质，其中也大量蕴含了穿越时代的人生常态。

《醒世词》的话题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阶层的人物。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官富人的得与失，也可以看到下层平民的失与得。如《满江红》中“白马红缨，宝鞍金镫。几般到处人钦敬。锦上添花偏热烘。人生若梦，却便是傀儡提弄。”(图3)，《身贫·黄莺儿》中“休笑俺身贫，俺身贫志不贫。古人亦有时不顺。孔子困陈，周王囚禁，太公八十才交运。莫怨人，耐着心肠，等一个好时辰。”仅从以上引述的不多诗句中，就可以看出作者旁征博引、思接千古的气象。其中不仅列举了周文王、孔子、姜尚、柴世宗、赵太祖等历史名人，而且随手拈来传统价值观经典词语。然而，朱载堉的独特之处，是引征古代圣贤(如姜子牙、诸葛亮等)却并不是膜拜他们的功德，而是讥笑其“过虑伤神”。难道作者真是反对建功立业的入世态度，而要推崇我们今天称之为犬儒主义的处世哲学吗?笔者以为不尽然。虽然，在《醒世词》中的确存在多处劝人“不争”的章句，但也同样存在许多勉励进取的话题，如“骨傲不衰志不穷”“存心忍耐，等一个好流年”等，都是些铮铮铁骨的话。那么，这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价值观，哪个才是作者的真相呢?

《醒世词》中有对少年的警示和勉励，对老者的同情和开劝。还有诸如《劝士人》《劝农人》《劝工匠》《劝做买卖》等歌诀，对社会生活中各色人等都有所涉及。而核心旨归，莫如《要行正》所说：“守天理之正道，禁淫乱之邪走。存方寸之良心，却害人之毒手。开方便之德门，闭是非之闲口。吃养心之清茶，戒乱性之浊酒。交有道之良朋，远无益之损友。植乔林之桂柏，避荒街之花柳。周不富之仁人，除临财之苟有。省自己之升合，免借人之石斗。安前定之命运，耐岁寒之坚守。取合义之素行，保子孙之长久。立生前之德业，掩死后之乖丑。”概言之，无非尊天道(今谓自然规律)、守良心(今谓正能量)。尤其应当注意，“取合义之素行，保子孙之长久。立生前之德业，掩死后之乖丑”对于今人最具警醒意义。

其二，《醒世词》具有风趣而晓白的写作风格，是那个时代最贴近平民大众的“通俗歌曲”。这是作者至善无夸、大义微言的人文态度。

《醒世词》大多是流行于民间的传唱曲牌词，能说、能唱、能表演，所以能被最普通的人群接受和流传。《醒世词》所涉内容尽管涉及上下各阶层，但大多数还是关注平民百姓的，其语言风格更是平易近人。

朱载堉出身贵胄，幼时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加之聪颖过人，在音律这样高雅的领域都能独步千古，首创十二平均律大作。一般而言，他若作些风雅词章倒像在情理之中。可他偏偏不避俗粗，弄些民间曲辞，言浅义高，最贴近底层平民心与耳。诚如道光年间刊印序言中对朱载堉其人其诗的评语：“其学识博通，风度和雅。不经师授，悟先天之图而著其说。固探圣贤理窟矣。且有《切韵指南》《律吕新书》《乐律全书》诸著作(图4)行世，亦先儒所罕及者。于乎世子，岂非不世之贤豪哉。于是乃溢之为诗歌，直抒胸臆。自然而天籁鸣，洞达世情，同然之我心得。字无择乎俚俗，味则美于回也。语或涉于奇诞，理则平而实。亦有戏谑，而旨必有归。” 据史料载，朱载堉曾七次上书天子，辞让其封位，而对下民却不弃不舍，耿怀悲悯，谆谆以教。其大善、大爱、大丈夫之情怀令人感佩。

考察朱载堉的生活经历，可知他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有相当长时间曾在最底层受苦。但是，苦难并不一定必然造就善心懿行，世有“良心丧于困地”之徒，也有甘于堕落、懒于进取之辈。正如书中《闲懒歌》(图5)所唱：“天子闲懒，难理百官。官府闲懒，难得高迁。士子闲懒，前程必短。农夫闲懒，冻饿不免。百工闲懒，家计难全。商贾闲懒，不能赚钱。和尚闲懒，当卖偏衫。道士闲懒，破衲身穿……”与之相对，进入富裕的上层生活，也非必然高风亮节，亦有为富不仁、不可一世之流。

既然贫富不能必然原生大善，那么善从何来?以孟子之说，善出本性。他举例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至于现世诸多恶行，在禅经中归因于受“无明”遮蔽，善不能彰。然而还是有人可以守正气、笃善行，如孟子所赞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可见，这大丈夫之守德是不以处境而变的。

虽然“人之初，性本善”，但绝不是性永善，境遇无疑是可以影响人的。朱载堉写《醒世词》，既是一种见闻，也是一种自省，更是一种呼吁，一种人文关怀。他用近于寓言般的故事，演绎出世相中的种种因果。《十不足》(图6)中描写的一种人：“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吓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丁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低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有上天梯。天上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不是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这是一种因果。《活神仙》中描写了另一种人：“衣不爱添，屋不爱宽。人皆好做官，我偏好种田。税课先纳了，自在得安然。家中无横祸，妻子永团圆。再饮三杯酒，就是活神仙。”这又是一种因果。

时过境迁，这些寓言中的故事已经远去。在竞争激烈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心态可能更多趋向于奋斗、再奋斗，甚至紧张到让幼童也“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是，我们永无止境地奋斗，究竟要的是什么呢?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这样一个宣传理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回答。拆开来讲：首先，城市给了我们奋斗的环境场所，但是享受生活才该是我们奋斗的真正目的;其次，“美好”是一种精神享受，是建立在满足感之上的精神享受，它的前提是知足。

其三，《醒世词》损也刻薄、劝也合机、苦也凄楚、乐也超脱。传也在兹，失也在兹。

朱载堉多在社会底层，熟悉普通人群的志趣和情感。他的劝世话题偏多社会平民，语言真切质朴，颇带一方水土风味，此也可证其对底层大众的真挚感情。与传世广泛的劝世格言如诸葛亮《诫子书》、颜之推《颜氏家训》、朱伯庐《朱子家训》、《吕氏小儿语》、《曾文正公家训》、傅山《十六字格言》、《增广贤文》等比较，《醒世词》在内容上最直面平民，语言上最具乡土糙味。而其最特出之处，还是它对浮世中的丑相揭露得最为刻薄!如《满江红》：“名高利高，富贵百年少。茶交酒交，人无千日好。世态炎凉，朝夕难保。”诸如此类的词章还有很多，涉及官场争斗、科场投机、邻里势利、亲戚虚情、小人得志、无赖横行。这种毫不留情的揭露，不仅是一种勇气，其实也是一种需要。面对处身于底层饱受世弊熏染的黎民，只有把没有粉饰的真相合盘托出，才能引起震撼和共鸣，也才能答疑解惑。只是，这太尖刻了。也许，这些尖刺反而影响了它的传播，因为有些有话语权的人肯定是不愉快的。

《醒世词》的正面意义是规劝，而其立论的基础是“听命”。《四娘子》中有：“立命由人、造福自天，生生不息长流转。修身立德即命原，仁者必寿寿必远。”这些诗词，有些偏于消极，有些向于积极，但总体上超不出宿命论色彩。在今天看来，显然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然而，我们若拂去历史的尘翳，以新语境探讨其中的核心意义，于今天也不无益处。

听命，本该是听自己的命，而不是别人的命。但事情往往并不是像说得这样简单。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人是生活在人群中的，这就意味着会有比较。虽然大家的“命”本不一样，但有些成功者的“命”往往成为其他人效仿的目标。那些把别人的“命”当作自己的“命”来张罗的人，往往因为永远达不到目标而痛苦。所以，《空想望·黄莺儿》劝道：“听命过时光。少忧愁，莫着忙，谁人不想为卿相。八字儿主张，使不得刚强，老天造就休胡望。”

从这个意义上看，最成功的人不见得是站在财富最高位，或者权利最高位上的人。一个人的成功，是他真正走了属于自己的路。而观察和评价成功者的外在表现是——快乐。在社会上，对于伟大人物的快乐，大家都认同。但是，对于普通人的自得其乐，许多人不以为然。朱载堉的物质生活显然并不完美，但从《醒世词》的后期作品，如《乐志歌》中可以看出，他很快乐。敢问今人：“你快乐吗?”恐怕很多人都语焉不详。社会如此眼花缭乱，诱惑如此层出不穷，人们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在眩晕中我还想找我自己吗，我还能找到我自己吗?也许不难，也许很难。

其实，我们提审古人实际是拷问今人。历史永远活在今天，这才是它有趣的地方。

(作者简介：杜景丽，河南省焦作市博物馆社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