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徽州宗教发展的世俗化倾向

1.寺观依附于宗族，成为宗族祭祀祖先的地方

寺观是僧人和道士修行参禅、修炼传道、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以及生活的场所，徽州宗教世俗化以后，使得很多寺观依附于宗族，成为宗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宗族则借助功德寺、坟庵、寺观立祠，为祖守灵护坟，岁祭祖先。功德寺最早出现于唐朝，由皇帝敕赐达官贵人，用佛教仪式荐福祖先亡灵。到了南宋，建寺观招僧守墓已经较为普遍，但徽州尤为典型。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丞相汪伯彦的祖父重建祁门霄汉资圣院，南宋建炎初(公元1127年)，祁门汪伯彦向朝廷请命，敕改忠国显亲下院，并在寺中建祠，设置祖宗画像，以便四时祭祀。 祁门人程伯原之母是丞相汪伯彦秦国夫人之女，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在六都建报慈庵以奉丞相。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2年)，休宁程氏在汊川建觉慈庵祭祀程珌。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南宋丞相程元凤去世葬在歙县古城关，并在墓旁建祠建寺，招僧住寺管理墓祠。元代寺毁于兵火，元凤的六世孙程孟、程亿担心寺毁以后，祠没人管理也会逐渐荒芜，于是捐资重新建寺，同时扩建墓祠，方便岁时子孙前往祭祀。 昭孝积庆寺既是程元凤的功德寺，也具有墓祠的性质。明代，为了方便子孙岁时展谒，增葺墓祠，则新祠更具宗祠特征。

与功德寺差不多的是坟庵，功德寺通常由朝廷敕建，坟庵则是由家人或族人自建，以委托僧道于墓旁房屋守墓，庵便于祭祖而似墓祠，同时也具有寺的性质。婺源武口王竑，号“老椿居士”，富甲六乡，两宋之交立宝严庵守墓。 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歙县汪若容、汪若思奉敇葬其父王叔敖于县西30里黄罗峰之北，并奏立金紫院，附祠像其中。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休宁孙万登在县东南40里建审坑庵，并在庵东建堂，安放孙、吴二姓的神主牌位。程珌还曾在汪潭建玉枢庵，祭祀其父程文夷。

以寺庙附祭先祖在徽州更为普遍，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吕渭任歙州司马，曾在城西兴唐寺旁空地建堂读书，离任时，将书堂捐赠给寺僧，吕渭后来担任礼部侍郎。北宋时，吕渭七世孙、刑部侍郎吕文仲将读书堂改建为家祠，以纪念吕渭。吕文仲去世后，就葬在家祠前，并招僧祝代为看管。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兴唐寺改为太平兴国寺。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吕渭九世孙吕溱中状元，后来也担任礼部侍郎。吕文仲、吕溱后来都入祀家祠，由于三人都曾担任侍郎一职，故人称“吕侍郎祠”。为了使吕侍郎祠长久运转，吕氏后人先后在太平兴国寺周围建了12座寺院，“每寺给田地山十余亩，按轮奉祖祠香灯”。 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李德鸾从浮梁界田举家迁婺源严田。到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严田李氏先后创立九观十三寺，寺观傍立祠，奉祀祖先，不仅招僧道行祭礼，还专门招佃仆守祠。婺源永川俞氏南宋度宗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建道院，设致思祠于寒食、忌日祭祖。休宁率口程氏始祖程敦临有功于齐祈寺，死后寺院为他筑祠立像祭祀，程氏也为寺院捐置祭田;祁门程村程氏因向颐真道院施田，而附设祠堂祭祖。

2.僧道开始沦落为宗族的佣工

宗族兴建坟庵赡养僧道，让其管坟茔，诵经焚修，为祖先荐福，也为族众岁时祭扫坟墓，提供了祭祀和休息的场所。僧道在寺观修行的同时，增加为宗族看管坟墓，为死者诵经荐福的义务，这就使得僧道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宗族所召之僧道住持，只是负责看管、打扫祠庙、侍奉香火，所谓“募僧住持，不过奉香灯、供扫除而已”。

僧道在一个寺观能否住持长久，已不再是看他修行讲道的修养如何，而是看他能否与业主合作融洽，从入世走向世俗。《夷坚志》记载一则徽州“汪氏庵僧”的故事，谈到寺僧与宗族关系就很有意思。说的是徽州城外3里，有一座汪朝议祖父坟庵，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招僧恵洪住持。僧恵洪饱食终日，也不见他诵经念课，对供事香火也极简略。但僧恵洪循规蹈矩，不为他过，主家也由他去。这样过了20年，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僧恵洪病终，汪氏便将他葬在近山。近山处原来有一株大楮树，枝繁叶茂，数月后却突然枯死。接着就在枯树干上长出很多蕈菇，汪氏的佃仆牧羊经过此处，见蕈菇肥而白，油光粲然，于是采下来献给主人，烹烧以后，味道鲜美胜于肉。蕈菇今天采过，第二天又长出来，源源不断，三年都是如此。其他人听说以后，纷纷拿钱向汪氏购买，汪氏一概拒绝，并做了一道围墙将枯树围了起来，以便保护蕈菇。邻居眼红，于是乘夜翻墙前去偷采。枯树干忽然发出人言说：蕈菇不是你所能吃的，如果强取必受殃灾。我是当年的庵主，因为受了汪氏家的供施，没有很好地为汪氏家服务，死后阴曹罚我为菌蕈偿还汪氏，菌蕈之所以肥美，都是我的精血所化。今天我的受罚日期已满，可以离开了。邻人听了以后，吓得赶快退了出来，并把此事告诉了汪氏。汪氏不信，亲自到山上去看，果然枯树干上不再有蕈菇，于是便将枯树干砍了当柴薪。 这则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僧道在徽州的地位，僧道不再是不问世俗的独立个体，生前必须很好地为业主服务，否则到了阴曹，也要受到惩罚。

徽州宗族制度是在程朱理学直接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儒家的传统道德极为讲究，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非常注重礼仪，有一整套“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僧道在与宗族打交道的世俗化过程中，同样被纳入到“礼”的规范中。歙县丰川宋氏始祖宋贶卒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与夫人黄氏合葬于歙城后的白莲院，坟前建有定光寺，供佛祭祀。在定光寺寺僧与宗族长期的交往中，寺僧与宗族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日久竟成为一家人，每年春节寺僧都要到宋氏祠堂拜年，族长都要亲自相迎、相送，酒席相待，其乐融融。徽州文化博物馆收藏一册手抄《丰川宋氏传流祭祀家谱》，记载了定光寺长老到宋氏宗祠拜年的细节，颇具史料价值。由于是手抄本，极为罕见，兹录如下：

正月初十日，定光寺长老来拜年，尊长、族长、年头同在祠堂首接。

尚书公前自办香烛、拜垫，长老四跪八拜，尊长、族长以及年头转身一揖。座上吃好酒、果盒，用后长老分一半，再吃饭菜二碗。同年头到上门贺节，一分下贺节，回来吃下午面。夜腊酒用一两头烛。

晚饭菜：豆腐、羊角、粉皮、萝卜丝、腐干、枣三盆、栗三盆、鱼一尾、鸡一只、肉一方，长老、族长、年头各分一半。香资纹银三钱。

十一日吃早汤，豆腐皮用后到上门吃早饭。煎豆腐、羊角、粉皮、萝卜丝、腐干、针针、枣一盆、栗一盆、对分热油、花椒。香资银五分。

和尚同年头到落村拜年，长老四跪八拜。吃冻米茶、果盒、枣栗、对分。菜用煎豆腐、羊角、针针、腐皮、萝卜丝、腐干、黄条糕、酒、饭。香资银五分。到屯田四揖揖，同横楼里。同到祠堂里吃夜饭、酒、菜八碗。

十二日吃早汤，用豆腐皮。用后到一分下吃果子茶。菜用豆腐、包、香尽(芹)、木耳、针针、粿、芋头、米粉、油果、腐皮、粉糕、小菜、酒。祠堂内酒饭，用菜八大碗。吃后，尚书公前作揖揖，尊长、族长、年头一齐送到门口，一躬。

3.寺院宫观和宗教活动脱离宗教初衷，成为理学家宣传“仁孝”思想的阵地

元代，随着朱子之学在徽州的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不仅渗透民间，同样也影响到宗教。本来寺院道观是出家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佛道信徒顶礼膜拜的地方，也是出家僧道修行的所在。元代徽州宗教，不仅寺院道观建筑少，而且也开始脱离宗教初衷，成为理学家宣传“仁孝”思想的阵地。祁门石门村净庵，原名塔山庵，北宋末庵僧惠满佛印大师与丞相汪伯彦很有交情，汪伯彦没有发迹时，曾在石门村塾馆担任塾师，并曾在塔山庵净修，发迹以后改“塔山庵”为“净庵”。元初，理学家陈栎也曾在石门村塾馆任塾师，讲述义理，村儒孙良弼与陈栎相交为师友。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由于庵堂老旧，僧惠明、惠远重修庵堂，孙良弼捐田20亩作为修葺经费。在整修过程中，在庵东增建汪伯彦祠，塑像其中，并设陈栎像同祀， 儒学逐步占领佛学的阵地。休宁县星洲寺寺僧一荣，原来是藏溪汪氏子，父母葬在长干。为了孝亲方便，在父母的坟墓旁建房屋，又在靠近墓田的地方建房屋，经常往来居住，以示孝心。婺源三梧镇汪氏裔孙神秀，已经皈依佛教，但不忘根本，依然每年回乡扫墓。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冬与同宗汪泽民等一起扫墓时，见宗祠破旧，拿出平时自己为人治病积累起来的资金，与族人一道，将宗祠修葺一新。 休宁黄原等慈庵，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元代中期，碧庵上人主持庵中事务。碧庵生于儒生之家，13岁在等慈庵出家。虽然身已出家，但心不忘家，对父母的生育之恩念念不忘。担任住持以后，将自己数十年来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钱，买了10亩田，托付给自己的侄子经营，作为每年祭祀父母的费用。又买田10亩作为寺产，吩咐自己的徒弟，收入也用于祭祀自己的先世。陈栎对僧一荣和碧庵的行为非常欣赏，专门作《星洲寺记》和《等慈庵记》，加以宣传。

陈栎说：“予窃谓凡佛所宫，一是皆祝万寿为本，尊君也，君身所自立也。鲜闻以报亲为务，如碧庵者亲身所自出也。谓事关伦纪，非与此固儒家说也，而实亦佛家说。按：《四十二章经》有人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亲，二亲最神也，旨哉言乎?儒佛有异教，教以孝无二理，天典民彝，人孰外哉!然不于他寺若庵乎见?惟见诸等慈何以?故碧庵儒家子故耳。”

歙县向杲寺在新安郡城之西，寺后有弥陀殿，每年九月十五秋收时节，各地的信众都要集聚到这里做“净土会”，号称“西莲社”，至元代初期已经有160多年历史，仍然延续不断。此时，徽州宗族势力已经形成，这个季节，农事已闲，借做“净土会”之机，宗族乡党聚会于此，修设佛事之余，各叙长幼，谈论孝悌忠信之道。 使延续160多年的佛会，演变成宗族聚会的机会和谈论儒家伦理的场所，是对佛教的一个讽刺。

同样，道观也成为被宗族利用的场所。如祁门谢本真的父亲儒学出身，在当地也很有声誉，为太学生，与方岳为同门学友，可惜早卒，其时谢本真还很年幼。本真成年后，前往江淮、福建、四川等地经商，历尽艰难险阻，终于致富。由于过于辛苦，加上终年奔波，一直无子。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在龙虎山披度为道士，将城南居宅捐建为道观，名“上清灵宝道院”。并捐田51亩，以田租供养道众和房屋修葺之用。同时，将其兄长之子过继为自己的儿子，以所遗67亩田产，另立祠，奉先人祭祀。绩溪乳溪道院则完全是为祭祀先人而建，舒頔称：“邑人胡庆云佳城宅其中，家业日肥，因构屋十馀楹，榜曰‘乳溪道院’，祀其先世示不忘也。” 休宁县南山道院是乡人程天经，居丧庐墓修行的场所，人称“孝隐院”。忠孝道院从名称上看，应该也是与奉祀先人有关。至于建于唐末的歙县兴道观，原来是五代时期名道聂师道的居住修真之所，到了元代，也被利用来祭祀先人。歙县张应元早年儒学出身，后来入道，游历京师时，被朝廷授予兴道观提点。回来后，捐资买田二三十亩修葺道观、提供道众膳费，并用于建祠祭祀先人。张应元虽是出家人，这种“知儒者礼经大意，天伦之爱”的做法，受到学者唐元的称赞，认为“后人见其祠而思其贤，视公之祖、父，不啻如自己所出。则晨香夕灯，岁时祭享，毋以世远而遂亡其初，则今日舍田建祠者，非无所为然也” 。

4.寺院道观逐步沦为民间拜神祈灵和流入世俗的地方

本来寺院道观为弘扬佛法和宣讲道教教义的场所，以出家出世为宗旨。元代徽州，很多佛寺几乎已经丧失这一功能，沦为民间拜神祈灵和流入世俗的地方。如休宁颜公山全真庵，就因为山上有两处天池，遇到天旱，附近的百姓前往庵里求雨，然后到池中舀水敬奉回乡，则雨随而至，相传非常灵验。元代新建的休宁仁王院，专门从祁门请舍利来塑像求雨，非常灵验，而得到民间的信奉。 休宁县西门云山庵寓上人，“以疾病为道场，以汤液作佛事”，积极入世，以病人的治病诊金或实物作为佛庵的生存来源。同时还公开宣称： 浮图号出世法，而不能不在人间，故世尝以不耕而食，病之。吾观世人以阴阳、方技食于人者众矣，求其有功而不可以伪售，虽食焉，而无愧于吾教者。惟医其庶乎?此吾所以既不敢安居以食，而欲必从事于斯也。然既假是以救疾苦，以报佛恩，且自给焉。

5.宗族虽然仍招僧住持寺庵道观，祭祀祖先，丧礼却开始用儒家礼仪

在理学的浸淫之下，元代徽州宗族虽然仍招僧住持寺庵道观，祭祀祖先，但丧礼却开始摒弃佛老。方回就曾给自己的长子方存心留诗：“属有客语我，法当营塚阡。儿曹勿过计，葬穴自有缘。只鸡可以祭，故絮亦足缠。但戒傚俚俗，佛事徒喧闐。文公有家礼，夙巳书诸篇。” 陈栎的曾祖父去世时对他的祖父说：“如我死丧葬，其略参用古今礼，谨毋作佛事。” 所以陈栎的祖父母、父母以及叔辈等去世遵循其曾祖的遗训，都不用佛事。就是一般百姓，治丧也开始不用佛事。如新安处士程某夫人齐氏，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去世，“临终犹戒其子善事其父，治丧勿用佛老”。

(作者简介：朱平，男，1959年生，安徽省和县人。1985年毕业于郑州考古干部专科学校。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馆长助理。 长期从事徽文化研究，研究方向为玉器、书画和徽州文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