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碑帖

中国是一个讲究书法艺术的文明古国，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的限制，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曾产生过甲骨、金文、瓦当、竹木简、石刻、木刻等载体，而这些艺术作品又大都归于以碑、帖的形式流传至今。

一、碑与帖的区别

碑帖之称，尽人皆知，但对碑帖的含义，许多人并不能准确说出， 这也是碑帖知识不够普及的缘故。过去，人们一般把黑底白字的拓本称为碑帖， 把练习写字用的范本叫作字帖，把临字叫写帖。这些讲法都是不确切的。其实碑与帖是石刻中完全不同的两大类。

1.功用不同

碑最初是没有文字的，后人为了追述世系，表功颂德或祭祀、纪事等，刻字其上，以期达到“托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至于书法，但求庄重整齐，传垂于后世是它的主要目的。所以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不拘于此。唐以前的碑碣甚少有署书写着姓名的，就是这个缘故。与之相反，刻帖则是以书法传真为主要目的，刻帖的功用，是专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书法的复制品(拓本)。

2.文字内容不同

碑是为了表功颂德追述世系等而立的，其文字是有一定的格式和内容的。而帖大多是模刻前代或是当代名人的法书，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以简札、诗文为大宗，书法精者片楮只字皆收，很少顾及文字内容，所以内容庞杂，形式不一。

3.书体不同

碑的书体在隋代以前用的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正(楷)书。至唐太宗时，御笔亲书，书丹上石皆作行书，始有行书之碑。草书则是除了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之外绝少有。而刻帖则是以简札为主，以行书、草书以及小楷为主。

4.形制不同

碑是竖在地面上的石刻，形制为长方形，也有圆顶和尖顶的。大型石碑高辄丈余，下有碑趺上有大字题目叫碑额，中间为整块石碑或者在石碑中间有穿孔，往往在四面都有刻字。碑的正面叫碑正，背面叫碑阴，两个侧面叫碑侧。而帖为横石，一般高度不超过一尺，只在正面刻字，没有在四面刻字的，没有趺，没有额，没有孔。此外，刻帖有用木头刻的，而碑则几乎没有。

5.上石之法不同

碑是书丹上石，帖是摹勒上石，这两者是不同的。书丹上石就是书写者用朱墨直接写在石上，然后再行镌刻。摹勒上石的方法就是用油素纸覆在真迹上，把真迹模拓复制下来，然后在纸背上用朱墨双钩一遍，再将朱墨一面覆在涂过黑墨和轻蜡的石头上，使朱墨双钩显现于石头表面，然后刻工再据此刻字。由此可见，摹勒上石比书丹上石多了两道工序。

6.刻法不同

石碑经过书丹上石，刻碑者往往不是完全顾及所刻字迹的笔势，而是遵循刀法的便利，所以有所出入，有的甚至不需书丹直接奏刀。因此有些碑刻中方俊狠直的笔画，又非毛笔所能表现的。反观刻帖，虽然经过模拓、勾勒上石等多道手续，但忠于原作，尽力使之毕肖，镌刻者不允许有丝毫脱离原作任意奏刀的自由。

二、碑与帖的演变过程

碑在中国的创制很早， 但在汉代以前， 由于文字尚掌握在少数贵族知识分子手中， 书法尚未成为大众艺术，故碑刻文字数量极其有限。到目前为止，中国所发现的先秦碑刻文字真正可信的仅有商代的《商代石篡》和《妇好墓石牛刻字》，东周时期的《河光石铭》和《石鼓文》， 秦朝时期的《峰山刻石》《王郎娜台刻石》《泰山刻石》等寥寥数种。至于相传为夏禹时镌刻的衡山《峋嶙碑》和《庐山紫霄峰刻石》，周穆王书写的《坛山刻石》，孔子书写的《比干墓字》和《吴季子墓碑》等古代碑刻文字，早已经宋人赵明诚、秦观和清人王虚舟等金石学家考定为后人伪刻文字，只能作人文景观。先秦时期所遗留的碑刻文字虽少，但艺术起点很高。如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石篡》 虽然只有十二字，但观其字迹刀法，锋棱劲挺，起止有序，与甲骨文刀法如出一辙，字形修长疏宕，峭拔有力，非等闲之辈所能为。又如唐初在天兴县南三峙原出土的《石鼓文》，共10个鼓形石, 每鼓一首四言诗，记载春秋时秦国君主游猎的情况，因此又称“猎碣”。《石鼓文》书体出自周宣王时的史摘之笔， 线条匀称，古朴浑厚， 凝重遒劲， 被历代书家誉为石刻之宗。唐代文宗韩愈从张生处见到《石鼓文》后，大为惊叹，曾为之赋《石鼓歌》云：“……公从何处得纸本， 毫发尽备无差讹。年深岂免有缺画， 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 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两汉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初创时期，与此相适应， 碑刻艺术亦得到初步繁荣。西汉时期的存世碑刻尚为数不多，自前所见且无争议者仅有《居摄二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北陛石题字》《霍去病墓石刻字》《甘泉山石刻题字》《鲁灵光殿址刻石》《鲁孝王刻石》 等10 多种。这些碑刻上的文字或沿袭秦篆，如《居摄二坟坛刻石》等;或篆隶相杂， 非篆非隶，如《鲁孝王刻石》等;或虽为隶书， 但笔画简直无波澜，字口微带篆意， 如《鲁灵光殿址刻石》《霍去病墓石刻字》等。对此， 清代学者翁方纲评为“ 浑沦朴古，隶法之未雕凿者也”。

西汉时期的碑刻无论是篆书还是隶书，均结体严密，笔势方正， 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汉字字体由秦篆过渡到汉篆，再到汉隶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为后代书法家在书法变体中参考古文演绎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东汉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树碑立传之风盛行，故遗存的碑刻也为数众多。据朱剑心《金石学》述：“ 冢墓之碑始于后汉， 其门生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 风气极盛……自道元以来见诸家著录， 或存或亡或残或油约计三百余品。”东汉碑刻留存至今者尚有170 余种。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袁安碑》《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曹全碑》《孔庙碑》《韩仁铭》《石门颂》《杨淮表》《封龙山颂》《张迁碑》《鲜于璜碑》《鲁峻碑》《夏承碑》等。这些碑刻书法笔势互异，风格不一， 或工整精细， 法度森严;或圆静秀丽， 烂漫多姿; 或方正凝重，朴茂雄奇; 或雍容大度， 敦厚古朴……但都为成熟的隶书， 是后人学习隶书的正宗善本。其中特别是《孔庙碑》，此碑于永寿二年(公元156 年)立于山东曲阜孔庙内， 隶书碑阳576 字，碑阴170 字。此碑碑文大气横陈，字体古雅，结构端严俊逸，无美不备。北魏郦道元曾评此碑为汉隶极则，明人则评此碑为汉隶第一。它与《乙瑛碑》《史晨碑》并为孔庙三碑, 成为汉碑中影响最大的隶书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各种字体，诸如篆、隶、楷、行、真、草均已创制齐备，并产生了蔡邕、王朗、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等一大批名垂千古的著名书法家。这一时期上自帝王，下至百姓， 均极其喜爱书法，王羲之书法换鹅的故事， 即为当时社会风尚的生动写照。因此这一时期的碑刻文字极为丰富多彩，留传至今者数以千计，其中不乏鸿篇巨制。诸如魏的《受禅表碑》《上尊号碑》，吴的《延陵碑》《李子碑》，晋的《兰亭记》《黄庭经圣教序》《辟雍碑》《兴福寺碑》，北魏的《张猛龙碑》《贾思伯碑》， 南朝的《宋文帝神道碑》等，皆系中国古代著名碑刻。这一时期的碑刻文字富有魏晋文人清刚豪迈的气概， 其书法体裁往往独具个性。如北魏的《张猛龙碑》，其楷书劲健雄俊，奇正相生， 潇洒古朴， 变化多端。此碑书法已开唐楷之先河， 并成为后来学楷者的经典之作。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强盛的封建王朝，也是文化艺术光辉灿烂的时期。唐代由于科举制的实行， 书法受到文人的高度重视，加上唐代帝王诸如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及窦后、武后和诸王等，大多爱好书法，且在书法上具有深厚造诣，上行下效，造成了书法艺术在唐代的空前鼎盛，涌现出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孙过庭、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许多著名的大书法家。在唐代近300年间， 碑刻艺术得到充分发挥，丰碑巨碣、造像、刻经、墓志、墓表等石刻成千上万，不可胜数。其中仅由颜真卿书写的碑文即多达150 余种，至今尚存《多宝塔感应碑》《家庙碑》《北岳庙碑》《大唐中兴颂》等50余种。其他如太宗书《魏征碑》;欧书《九成宫铭》《房定公墓碑》《化度寺碑》;虞书《夫子庙堂碑》《破邪论宝坛塔铭》;褚书《忠臣像赞》《紫阳观碑》;柳书《玄秘塔铭》等等，皆为唐代碑刻代表作。在西安碑林中， 现存唐碑即多达1000余座，置身西安碑林， 目睹气度恢宏、书法精绝、内涵丰富、风格各异的唐代丰碑巨制，颇令人有高山仰止和碧海掣鲸、神力苍茫之感。

以前人们都以为刻帖是从南唐开始的，所谓有异元、保大、澄清堂等帖。就澄清堂而论， 以其卷十一，南宋人跋考之，已然证明是南宋淳祐七年所刻。而其他各帖，更无实物留传， 故不足为信。可信者唯北宋《淳化阁帖》。帖的内容也与碑不同，如《淳化阁帖》是宋太宗赵光义把内府所收藏的古代先贤名臣的墨迹， 命王著编次摹刻， 时在淳化三年，故名为《淳化阁帖》，其所刻墨迹为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名贤墨迹。行、草书居多， 楷书少， 篆、隶更少。第五卷的帝王帖， 如仓颉、夏禹、仲尼、史籀等的篆书，皆是伪造。

自《淳化秘阁法帖》 问世后， 由于帝王创导刻帖赏赐，各王公大臣群起效仿，故以《淳化阁帖》为母本再辑、再翻之丛帖不计其数。诸如两宋的《潭帖》《绛帖》《妆帖》《戏鱼堂帖》《利州帖》《秘阁续帖》《大观帖》《二王府帖》《泉州帖》《星凤楼帖》《博堂帖》《群玉堂帖》;明代的《府本》《玉石山房本》《东书堂帖》《宝贤堂帖》《真赏斋帖》《余清斋帖》《墨池堂帖》《戏鸿堂帖》等等，皆为扩展或延伸《淳化阁帖》的大型丛帖。在这种高度重视书法艺术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 自宋至清， 除了各种丛帖迭有问世外，将某一书法家的墨迹辑为专集的刻帖，更是汗牛充栋， 浩如烟海。

三、碑帖的重要意义

碑帖是中国独有的国粹，碑帖艺术的创造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碑帖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曾经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碑帖原本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碑帖传拓技术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化遗产发挥过很好的保护作用。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等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显著差异，在于其文明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这种从未中断的文明体现在中国一脉相承的文字发展和器物发展之中。中国古代的碑帖原本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既包括镌刻文字的石碑和石帖、木帖，也包括一切具有文字图案的古代器物。因此，在中国古代洋洋大观的碑帖原本丛林中， 可谓浓缩着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事实上，古今中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 都是从研究碑帖原本着手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自然销蚀、人为破坏和外敌掠夺，中国古代的碑帖原本损失惨重， 百不存一。但聪明的古代先贤所发明的碑帖传拓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重大缺陷。许多在历史上被毁灭、被掠去国外的名家书画手迹和珍贵历史文物， 幸而在前人拓制的碑帖拓本中得以保存其原貌。若无碑帖拓本， 中国历史将会出现无数的空白。至于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蔡邕、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王维、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书画大师的作品, 今人也无法窥其艺术全貌，或根本就见不到其点滴痕迹。

中国古代的碑帖艺术所特有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碑帖拓本，其中特别是孤本、珍本和善本，很早就成为公私收藏的首选。早在北宋年间，大书法家黄庭坚就发出过“孔庙虞碑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的慨叹，这是当时士人对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原拓珍本的价格评述。又据《庚子销夏记》记载：“宋拓《大观帖》有黄白纸二种，所见不一， 按此帖在宋时莆田方楷曾以百万购之不得。”此外， 明代锡山华氏曾以宋拓重刻《定武兰亭》的拓本，换得米芾的《云山图》， 这也说明了明代重刻《定武兰亭》价值之贵重。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政府出于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历史需要和现实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碑帖艺术极为重视。1951 年，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委派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用重金从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赎回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殉的《伯远帖》母本。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凡1949年前的碑帖拓本， 一律不准出口;至于宋元碑帖拓本以及明、清拓孤本和珍本， 则被列为国家特级和一级文物，予以重点保护。

(作者简介：李莎，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