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禅表碑

受禅表碑(图1)，位于临颍县城西北15公里繁城镇汉献帝庙址上。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刻立，高322厘米，横102厘米，厚28厘米,字数1078字，呈圭形，上有穿。

受禅表碑，石灰岩质，碑文隶书22行，满行49字。此碑无书者姓名，唐刘禹锡说是王朗撰文，梁鹄书丹，钟繇镌刻，世谓之“三绝”，即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该碑是三国时期罕见的记事碑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碑文记载了黄初元年冬十月二十九日，汉献帝让位于曹丕立为魏国皇帝的史实。碑文内容首先阐明禅让乃自古之美德，接着颂扬曹丕“齐光日月，材兼三级”，有“尧舜之姿”“伯禹之劳”“殷汤之略”“周发之明”，在公卿将军固请下，他“回师千虑，至于再，至于三”才在繁阳(今繁城镇)筑灵坛举行受禅大典。以大量文字美化曹丕，宣扬天命论与君权神授，并描绘了象征祥瑞的自然景象和受禅典礼的盛况。公元220年(延康元年)，曹丕在许昌以南的繁城筑受禅台，并举行受禅大典，正式代汉称帝。受禅结束后在此立有两碑，分别是《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和《受禅表碑》(图2、图3)。曹丕代汉称帝，是汉魏之际发生在许都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唯一一次不发生战争和平过渡式的政权交替，从而结束了两汉400多年的统治，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从此开始。这两通碑刻，正是汉魏政权交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该碑历经1800多年风雨剥蚀，保存基本完好。惜字迹剥蚀脱落严重，下半部难以成诵。据《漯河文史大观》所录碑文如下：

维黄初元年，冬十月月辛末，皇帝受禅于汉氏。上稽仪极，下考前训，书契所录帝王遗事，义莫显于禅德，美莫盛于受终，故书陈纳于大鹿。传称：历数□□□是以降世且二百年畿，三千尧舜之事复存于今，允皇代之上仪，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以昭德□义焉。

皇帝体乾纲之懿姿，绍有虞之黄裔。九德既该，钦明文塞。齐光日月，材兼三极。及嗣位先皇，龙兴饗国，抚柔蒸民，化以醇德。崇再宽之政，迈恺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拟阳春以播惠。

开禁仓，散滞积，冢臣□□□□□之锡，众兆陪台蒙□饩之养。兴遗勋，继绝世，废忘之劳获金爵之赏，襁褓之孤食旧德之禄。善无微而不旌，功无细而不□。□□戎士，哀矜庶狱，罢戍役，焚丹书，囹圄虚静，外无旷夫。玄泽云行，罔不沾渥。

若夫覆载简易，刚柔允宜，乾坤之德，阴阳□□□□□□类育物，奋庸造化之道，四时之功也。宽容渊嘿，恩洽群黎，皇羲之质，堯舜之姿也。孜孜业业，迈德济民，伯禹之劳。□□□□□睿智神武。料敌用兵，殷汤之略，周发之明也。

广大配天地，茂德苞众圣。鸿恩洽于区夏，仁声播于八荒。虽象骨□□□□□□和而来王。是以体征屡集，和气烟□，上降乾祉，下发坤珍。天开启闱，四灵具臻。涌澧横流，山见黄人。所以人显受命之□□□□□之朝运也。其余：甘露零于丰草，野蚕茧于茂树。嘉禾、神芝、奇禽、灵兽穷祥极瑞者，期月之间盖七百余见。自金天以□□□□□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

是以汉氏睹历数之去已，知神器之有归，稽唐禅虞，绍天明命，□嫔二女，钦授天位。

皇帝谦退，让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于是，群公卿士佥曰：“陛下圣德，懿侔两仪。皇苻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兴，地出大蝼;夏后承统，木荣冬敷;殷汤革命，白狼衔钩;周武观兵，□□□□。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而犹以一至之庆，宠神当时，绍天即祚，负依而治。况于大魏灵瑞若兹者乎!

盖天命不可以辞，□□□□□以意拒;大统不可以久旷，万国不可以乏主。宜顺民神，速成天序。”

于是，皇帝乃回思迁虑，旁观庶征。上在睿机，莁之周易，卜以守龟，龟莁袭吉，五反靡违。乃览公卿之议，顺皇天之命，练吉日，□□□□唐典之明宪，遵大鹿之遗训。遂于繁昌筑灵坛，设遗宫，峙圭璧，储牺牲。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纳言、诸节、岳牧、邦君、虎□□□□匈奴南单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王侯君长之群，入自旗门，咸旅于位。

皇帝乃受天子之藉，冠通天，袭衮龙，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策祝，燔燎，域朴告类上帝，望秩五岳，湮于六宗，遍于群神。□□□宴，群凤来臻。乃召有司大赦天下。

改元正始，开皇纲，禅帝载，殊徽征，革器械。修废宫，班瑞，节同律量衡。更姓改物，勒崇垂鸿，创□作则，永保天禄，传之罔极。

文化解读

东汉后期，朝廷黑暗，政治腐败，外戚官宦相与争斗，交替专权，迫使农民流离失所，起义不断。东汉末年由黄巾起义引致的社会大动乱，导致东汉一朝名存实亡，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上高度兴盛的秦汉文化的终结。为了平息黄巾起义引起的动乱，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和地方豪强，纷纷组织武装力量，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在中央形成汉朝皇帝被权臣不断挟持的混乱局面，地方上则群雄并起，相互征伐，战乱连年不断。最后在北方曹操力排群雄，挟天子以令诸侯。接连消灭袁绍、袁术、吕布等地方割据势力，并征服乌桓等少数民族，颇有挥师南下统一全国的雄心。而在长江以南，孙策培植起来的地方势力，在他弟弟孙权的领导下，得到周瑜、张昭、鲁肃等的辅佐，有了很大发展。又与转战到荆襄地区的刘备结盟，在长江一线共同抗御南下的曹操大军。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统率的大军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隔长江对峙，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赤壁之战”，曹军失利，从此奠定了天下三分的态势，实际形成曹操、孙权、刘备三家鼎立。但是直至曹操逝世，他一直尊汉帝用建安年号，直到他的儿子曹丕废汉称帝建国称魏，开始了历史上的三国时代。

曹丕继承王位后，他清楚地看到建安末年“四海困穷，王纲不立，五纬错行，天下大乱”的局面，代汉而立已水到渠成，他可以废掉汉献帝而自立皇帝，但他受儒家道德伦理的影响，怕落一个“篡贼”的骂名成千古罪人，而选择禅让的做法，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改朝换代。当时朝中大臣看出曹丕的心态，上表汉献帝请求禅位于曹丕，献帝允之。曹丕则再三拒让，以显示他的不做“篡贼”儒家道德观，在“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的大势所趋的形势下，于东汉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在临颍繁城建受禅台接受献帝禅让，立国号为“魏”，改元“黄初”。并封汉献帝为山阳公，享受上书不称臣，上殿不跪拜，“令山阳公于国中正朔、服色、祭祀、礼乐、自如汉典”，封其四子为列侯。

曹丕称帝后，实行“九品中正制”，确立了士族豪强在政治上的特权，开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伐制度。曹丕还设置了秘书监和中书省，中书省设置中书令，主管通达百官奏事，起草诏令，以此分掉尚书的权力，改变了东汉后期尚书权力过重的局面。在经济上，曹丕继续实行屯田制，重视水利建设，使魏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比较研究

三国时，曹魏居中原腹地，继续延伸两汉文化，汉末许多书家直接入魏。近人马宗霍说：“三国规模，以魏京为最宏，文士云蒸，书家鳞萃，鸿都流风，去之未远;中郎虽往，法度可寻，孟皇尚存，翰墨自在。观乎《正始石经》，接武《熹平》，则邯郸之遗也。凌云榜题，比肩安定，则仲将之迹也。”可见曹魏书法和东汉末年的密切关系。

《受禅表碑》与《上尊号碑》同为魏初巨制，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法亦久为世重，故自唐宋以来，迭经著录。其结构方严整肃，用笔刚健斩截，意气雄伟排宕，且不失汉末名碑如《熹平石经》(图4)、《张迁》、《礼器》等骨气洞达、探穆渊雅的大家风范。明郭宗昌《金石史》评其“书法同《劝进》，虽小远汉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饰，亦复矫矫”。赵崡亦谓此碑“隶法大都与《劝进》同”。王世贞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铭》，见此而恍然自失也。汉法方而瘦，劲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广而肥，媚而缓，少骨而多态。汉如建安，晋三谢，时代所压，故自不可超也。此语得评书三昧。”从汉字字体的演变来看，汉末魏初之际，正是由隶变楷的过渡时期。魏初诸刻，承袭汉末《熹平石经》《鲜于璜》《张迁》等碑遗绪，在笔法上更有新的突破，具体表现在落笔逆锋减少，而变之以单刀直入;收笔重顿后迅速提起使成方波，这已经是萌芽时期的楷书的一种特殊笔法。前人对此已多有论及。如清孙矿评《受禅表碑》和《上尊号碑》说：“二碑余皆有之，虽磨刓甚，然字犹半可识，真斩钉截铁手也。……率更正书险折法，多从此变出。”杨守敬《学书迩言》亦谓《孔羡》、《范式》、《上尊号》(图5)、《受禅表》(图6)“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与之稍晚的魏《王基碑》以及吴《谷朗碑》，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折刀头”的笔法，字形上亦更似后世的楷书了。故前人论该碑开魏晋六朝楷书之先河，无疑是确当的。

此碑无撰书者姓名，唐刘禹锡说是王朗撰文，梁鹄书丹，钟繇镌刻，世谓之“三绝”。颜真卿则以为钟繇书。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受禅碑”条：“《受禅碑》云是司徒王朗文，梁鹄书，太傅钟繇刻石，谓之三绝碑。”“劝进碑”条：“《劝进表》亦云钟繇书，结法与受禅略同……遂与日月相照映。”据《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载，王朗，字景兴，东汉东海郡郯县人(今山东郯城北)。他文博富赡，博识多才，擅书奏疏，与钟繇、华歆“诚皆一时之俊伟”。以《受禅表碑》为例，从尧舜禅德，史有前例，到魏王德高望重，远近臣服;由汉室气数已尽，理当代汉，到献帝主动让贤，曹丕谦逊再三，文辞婉转巧妙，论述深刻有力，气势磅礴雄健，层次井然严密，而且语言简洁流畅，详略得宜，增字则余，去字则损，不枝不蔓，无懈可击，可谓字字珠玑，将当时的历史完整而又深刻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书丹者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得师宜官法，以善八分书知名，举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官至选部尚书。魏武(曹操)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宫殿题署，多出于其手，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受禅表》《上尊号》两碑书法，同出一手，字体均甚方正，渐开唐隶之门，笔法遒劲，如斩钉截铁，实为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珍品，也是研究隶书发展的重要资料。镌刻者钟繇被后人称为“楷书鼻祖”，由他镌字，更是锦上添花。梁武帝萧衍谓钟繇作书如“舞鹤游天，群鸿入海”。两碑镌刻，刀法圆润，字形方整峻厉，刻写精美，风格独特，是我国碑刻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三国时期的碑刻存世者除《受禅表》《上尊号》两碑外，还有《孔羡碑》《黄初残碑》《范式碑》《曹真残碑》《王基残碑》《正始石经》《皇女残碑》等等。从这些碑刻的书法风格可看出汉隶向楷书过渡的演变过程。

《孔羡碑》刻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又名《孔羡修孔庙碑》，碑文内容记述魏文帝曹丕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及祭祀、修缮孔庙的事。碑末题：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是后人补刻，不足为据。书法结体方整，字形长方，已变汉隶的横势为纵势，笔画方硬，跳法呈方棱状，这是强调其装饰效果的结果。(图7)

《黄初残碑》，魏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刻。此碑今仅存残石四方，清乾隆间在陕西郃阳县出土。隶书，字形方整，但风格秀丽，有东汉隶书的风韵。(图8)

《曹真残碑》，清末在陕西西安南郊出土，残石存故宫博物院。曹真为魏国大将军。该碑隶书用笔呈圭角，捺笔圆厚出锋，和前数碑方棱的挑法不同，开唐隶捺笔之先河。(图9)

《王基残碑》出土于河南洛阳，约刻于魏明帝时期，隶书略呈长方，结体疏朗，挑法呈方棱状，其点画已趋向楷书的写法，和汉隶风格不同，可看出汉隶演变的过程。(图10)

《范式碑》是曹魏时著名的碑刻，魏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刻，隶书，由于风化损泐，字画多呈圆钝浑厚而无锋芒。总体看，字形方正，笔画遒劲。唐李嗣真认为此碑为蔡邕所书，没有根据。清翁方纲说“是碑于劲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顿挫节制，神采焕发，实高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其目为蔡体第一者”。(图11)

《正始石经》刻于魏正始间(公元240—249年)，刻《尚书》《春秋》二经于石，石经每字用小篆、古文、隶书三体写成，又称《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均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传为当时书家邯郸淳所书，其书法小篆体势方整，笔画秀劲圆挺，有汉代篆书遗风;隶书为当时典型的正规书体，因用于刻经典，为当时之楷模。(图12)

《皇女残石》，近代出土，原石存故宫博物院。残石因新出土，不仅字画清晰，且笔画锋棱毕露，曹魏隶书面貌由此可见。(图13)

(作者简介：刘治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为河南博物院专职书画篆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