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申遗的生意经

 龙继辉/评论人

一个物有所值的“买卖”

重金申遗，到底值不值？这是一个让人特别纠结的问题，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但是笔者坚信：重金申遗，就像小品《炒作》里的经典台词一样——“真值”。赵本山的小品《炒作》讲述的是公鸡下蛋经过炒作后，公鸡就“山鸡变凤凰”的故事。虽然有点夸张的成分，但炒作的功效确实是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就有某事媒体一炒作，就红得一塌糊涂的怪现象。

重金申遗，对于旅游行业来说，其实就是一场炒作的游戏。什么叫旅游？人们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答案：“旅游就是从一个厌烦的地方走到另一个让人厌烦的地方。”那么，旅游者的下一个“驿站”到哪里，就需要人们循循善诱地去引导。俗话说“好酒也怕巷子深”，重金申遗，能把一个稀松平常的旅游景点打造成一个人们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何乐而不为呢？

习总书记一再强调，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红利。绿色的红利才是最赏心悦目，令人心旌摇曳的红利。而重金申遗，有一个重大的开支就是对景区山水、景观的全方位打造和升华。能够申遗成功的，哪个不是桃花盛开的地方？哪个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景连连？

笔者赞成重金申遗，但绝不赞成以重金申遗为幌子，搞铺张浪费，甚至大搞以权谋私，这种歪风邪气与“四风”问题格格不入，必须坚决刹住。不要申遗一举成功了，干部却成片倒下了。因此，笔者建议，重金申遗不仅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而且还要加强监督管理和廉政风险防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重金申遗成为物有所值的“买卖”。

潘明亮/媒体人

“重金”背后弊病多

近年来，各地政府不惜血本重金申遗，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笔者归纳起来最核心的原因可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传统工业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加上全社会对环境、生态等关注度的不断提高，旅游产业作为“无烟工业”得到了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看着“先走一步”的传统景区财源滚滚、人满为患，其他地方的政府领导难免会“红眼病”。在如此白热化的竞争中，申遗在某些官员的眼中，就成了发展旅游产业的登天捷径。

其次，巨资申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是政府官员根深蒂固的政绩观在作祟。在我国现行的官员选拔任用体制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已经是当官的最高境界。在短短数年的任期内，不搞出点名堂来，似乎也没办法向上级领导和地方百姓交差。在这种政绩观的指导下，一旦申遗成功，似乎就有了“世界级”的政绩，就有了提拔升迁的资本。上可以向上级领导表功，中可以向其他同僚炫耀，下可以向地方群众交代，花钱买名，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也！另外，在巨资申遗的过程中，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大量资金的投入，为权力寻租和滋生腐败创造了条件和机会。

所以，申或者不申，遗产就在那里，能存在多少年，还是取决于保护意识和保护力度。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把申遗当做一蹴而就的捷径，实在可笑；如果把申遗当做政绩工程甚或滋生贪腐，那就不仅可笑，简直可怕了。

王建丽/公司经理

量力而行是关键

世界遗产被称为“地球的名片”，申遗成功，的确是荣誉和自豪。但申遗却需要量力而行，不能置民生工程于不顾，最重要的是，申遗的目的不能过于功利，不能为了申遗而不择手段，要知道，申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遗产，而不是想从中挖掘更多的利益。

反观当下各地申遗行动，至少存在这样几种倾向性的问题值得重视：一是重形式上追求进入“世遗”名录，轻实质上的保护、开发、利用，似乎申遗成功了，就可以躺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光鲜名头上睡大觉了，而很少或没有投资必要资金，落实维护、修缮、开发等措施；二是申遗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旦成功往往意味着景点门票大幅上涨，或炒热附近地产经济，甚至反而对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破坏性开发，完全走向了反面；三是功利性极强，不管是否具备条件、有没有必要，纯粹为一个虚名而不惜大把烧钱，有的甚至别出心裁搞捆绑、打包申遗，以满足官员的虚荣心和政绩欲。

申遗本是为了保护，并不是追逐经济利益的捷径。我们无法去深究背后体制的缺憾，只希望申遗能够回到最本原的出发点，通过大众对申遗的关注，提升政府、人民对人类自然文化的珍视。

冯骥才曾经很痛心地说，中国申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审遗”。申遗是保护的开始，不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造。然而，诸如“张家界架设观光电梯事件”“曲阜孔庙水洗事件”“故宫星巴克事件”等事件，已经在无情地摧残着“遗产”的灵魂。

祖丽军/教师

“高烧”之后需降温

近年来，全国掀起申遗热潮，各地以重金打造申遗项目，所花费用之高令人咋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地方部门的盲目跟风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是根本原因，申遗的本意是为了传承和保护文化遗产，而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有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金字招牌，就会抬高景区身价，提高知名度，吸引游客，提高门票价格，这样财源便可以滚滚而来，同时，作为面子工程、城市名片，申遗成功也是其捞取政绩的重要砝码。

为了申遗成功，一些并不富裕的地区不惜血本，斥巨资，举巨债，不顾当地民生发展条件，过度开发，一旦申遗成功便会迫不及待地捞回成本，将昂贵的成本转嫁到游客头上，不少申遗成功的地方门票价格都大幅上涨。例如福建土楼，上调幅度从40%至300%不等；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6处景点门票价格上涨一倍；张家界、武陵源门票价格也贵了一半，这种功利性的申遗引起游客的严重不满。

有些申遗成功的地方因缺乏过硬的保护措施而屡被警告：北京故宫、丽江古城、西藏布达拉宫被要求整顿；武陵源只重迎客，无视保护，景区内宾馆设施泛滥，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严肃批评；张家界更是因为过度开发旅游，建起几十万平方米的旅店，形成“山中小城”、“天上街市”，被世遗委员会黄牌警告，不得不斥资3亿元进行整改。

申遗是为了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如果变为经济利益和政绩的资本，那么这种劳民伤财的重金申遗，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