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仪四方的征战神器

钺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兵器，外形像斧，但比斧大，由首部弧刃、长柄构成，可劈砍，是一种集王权与军权、兵器与礼器为一身的国之重器。根据古文献和器物铭文的记载,古代的“王”字即是钺之形态。《史记》、《尚书》等众多文献对商代和西周的铜钺都有生动的记载，彰显了其代表的无上权利地位。令人意外的是，与文献记载形成反差，铜钺考古发现的数量不多，迄今为止发掘数量仅几十件，出土地点仅有河南、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湖南、四川、甘肃等十个省市。笔者将以河南博物院院藏兽面纹铜钺为例引，梳理铜钺的发展演变、功用、体现的等级制度，分析欣赏其独特的造型、纹饰艺术，探究其神秘面目。

一、从铜钺的起源、功能演变看其体现的等级制度

钺最早源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斧，到了晚期逐渐演变为石钺和玉钺。最初的石钺曾被作为生产工具使用,但很快便作为武器和礼器使用。随着人类文明和生产力的进步，钺的材质逐渐由石料转变为金属。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铜钺，钺身近肩部饰带状网纹一周,花纹凸起，下有一圆孔。这是我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铜钺(图一)。

图一 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铜钺

作为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钺为开疆拓土、阀虐立权开辟了道路。河南博物院院藏的这件商代前期铜钺，通长17厘米、钺身宽15厘米、厚1.2厘米。钺身薄而宽，两角外侈，弧形刃，肩下两侧各有一长条穿。钺身中部铸有一组兽面纹，双角卷曲外耸，圆目突起，镂空的大嘴上部有5个小型三角形尖齿，下部有两枚交错的兽牙，额部饰有夔纹，表情甚为狞厉(图二)。

图二 河南博物院院藏兽面纹铜钺

商代以后，铜钺逐渐摆脱实用武器的功用，与王权、军权紧密相连。《史记·殷本纪》和《诗·商颂·长发 》分别记载了商、周君王亲自执钺征伐的史实。钺在战争中不仅可作为征伐的权杖和军事统帅威仪的象征，同时也是执行最高律令的刑具法器。将钺赐给诸侯王,命其主事征伐，是军权象征的另一种独特表现。作为刑具，受刑者能否获得钺刑也受到身份地位的限制。《尚书 ·牧誓 》中记载的周武王诛杀商纣以及其嬖妾，“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旗”。从此情形看，商周时期钺刑也是高贵的统治阶级所享有的一种殊荣。除此之外，钺还具备仪仗的功能。如《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可以想见，当时君临天下场面的宏大威风。

同样，在商周时期，铜钺作为一种礼器，其使用的数量、质地、尺寸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王权政治下的等级制度。凡随葬钺者, 大多都是统治阶级和拥有军事权力的奴隶主贵族。从墓葬发掘情况来看，商周时期,铜钺的出土量极少。在商代墓葬中, 凡墓葬出土小型钺者，大多数兼有戈、矛之类兵器，有的兼有少量青铜礼器。凡随葬30厘米以上大型钺者, 墓室规模宏大,大多数都随葬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且有殉葬人。部分墓葬大型钺、小型钺成套出土，如山东苏埠屯M1大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墓葬面积及随葬礼器、兵器配置组合无不昭示着墓主人显赫的地位。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虎食人头青铜大钺, 器身硕大，纹饰华丽,同葬的繁多青铜礼器、兵器彰显了妇好作为商王武丁妻子的不凡地位，以及军事统率的威仪(图三)。

图三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小屯村妇好墓出土的虎食人头铜钺

二、从铜钺的形制、纹饰特点探究其艺术价值

铜钺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是青铜冶铸技艺史上第一个巅峰时期的实物佐证。钺下部为刃，刃上为钺身，钺身上部为肩，肩下镂空的长条形为穿。肩上中部长方形为内(发‘纳’音)，是穿绳缚柲(音‘闭’，用于手执的木柄)的连接处(图四)。商代铜钺在造型上繁缛狞厉，展现出恐怖恫吓的威严。西周时期，铜钺开始趋于小型化，数量大幅减少。

图四 钺各部分名称示意图

铜钺可分为小型钺和大型钺，小型钺通长在10—30厘米之间，大型钺通长都在30厘米以上。通过对商代不同地区出土的青铜钺做对比，它们在形制大小、纹饰方面不尽相同。商代早期青铜钺肩宽与钺长(不含内)比例系数在0.6以下，钺身远长于肩宽，钺身正中有圆孔，器体纹饰相对简单。如殷墟中后期是青铜钺的发达期，青铜钺肩宽与越长比例系数达到0.8以上，钺身中部圆孔消失，器身上呈现出精美神秘的纹饰。

铜钺的艺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其身部的纹饰和铸造技艺的完美结合上。铜钺的纹饰常表现出鬼神主宰人间、支配命运的巫术色彩。虽有少量写实的动物纹,如鸟纹、蝉纹,还有的描绘成几何形图案,如云雷纹、涡纹、乳丁纹等等，但以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幻想动物纹为主，如餐餐纹、夔纹、龙纹，甚至有神兽食人的凶残画面。在铸造技法上，铜钺采用平雕与浮雕结合的技法，以幻想动物纹为主纹，写实动物纹为衬托花纹，甚至以几何形纹云雷纹等做地纹，在较薄的器身上形成三层花，突出繁缛威严、狞厉恐怖的风格。这充分证明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纹饰艺术和青铜冶铸工艺达到了一个高峰。

河南博物院这件铜钺上铸造的纹饰便是传说中的神兽“饕餮”，它的眼、耳、鼻、口、角被生动地铸造在器身最显著的位置，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几乎都是一个完整的画面。这只饕餮纹遵循了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对称的基本原则，双角粗大弯曲,除有一个小缺口外,几乎弯成一个圆角长方形，与圆睁的双目形成浮雕式的突起(图五)。兽面的眼角、眉、鼻、额部夔纹用阴线勾勒出线条，精致细腻(图六)。兽面纹下部的半圆形吻部,内有凹形纹的牙齿,纹饰凸起,形成镂空的浮雕,制作精美。兽首似作吞咽状朝向器物刃部被刺者(图七)。

图五 兽面纹铜钺器身上突出的角和眼

图六 兽面纹铜钺器身上阴线刻绘的眼角、眉、鼻

图七 兽面纹铜钺器身上镂空交错的兽牙

铜钺上铸以饕餮纹，既能充分显示权力至高无上的特殊性，同时，给器物本身增加了威武和神秘感，显示了其主人唯我独尊的气势。另一方面，饕餮作为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实世界的权威神力的观念。

三、铜钺的没落疑云

如此被统治阶级奉若至尊的铜钺，只短短兴盛了数百年。春秋战国时,铜钺的使用重点已从中原地区移至南方。汉代,随着铁兵器的兴起,铜钺逐步被铁钺取代了。

同样意想不到的是，西周中期，盛极一时的动物纹饰突然退出了青铜器主要纹饰的领域，尤其是盛极一时的饕餮纹，更是踪迹难寻。

随着时光的推移，国之重器铜钺逐渐隐没在历史的烟云中。然而，当我们看到这件兽面纹铜钺时，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孤高狞厉的神秘气息。因此，现存于世的铜钺也更显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