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铜鼎品鉴

在中国青铜发展史的长河中，最具代表意义的非青铜礼器莫属。铜鼎在青铜礼器家族中居于核心地位，艺术形式璀璨、文化影响深远，从炊食器发展为重要礼器，进而成为国家政权象征物，在中国传统器物发展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铜鼎是古代审美观念、思想意识、社会生活的宝贵实物资料，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有深远的文化内涵。在演进过程中，商周时期尤为重要。其中，商代承夏启周，是铜鼎飞速发展、奠定繁荣的高峰期，为世人所瞩目。本文以商代铜鼎精品为对象，把商代分为早、中、晚三期，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归纳青铜鼎的演变，辅以商代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析，从而品鉴“商鼎”的独特魅力。

一、商代铜鼎的渊源和功用

(一)、铜鼎的渊源

鼎，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是陶质生活用具，最初功用是炊煮食物。许慎《说文解字》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正契合了陶鼎大多圆腹、三足、双耳的形制特征。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陶鼎见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后扩展至黄河中下游与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几乎被古代所有族群广泛使用。

《左传》记载，夏建国时“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禹铸九鼎”揭开了我国铜鼎铸造的序幕。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鼎是1987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网格纹铜鼎(图1)，锥形三足、深圆腹，形制接近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鼎。网格纹铜鼎虽造型原始，但朴拙的纹饰显示了实用功能之外的礼器性质，是铜鼎初期阶段的特征。

到了商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铜鼎的铸造上承夏代工艺的源头，下启周代金属工艺的径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鼎不仅仅局限于“三足两耳”的基本形态，形制复杂多样，数量也丰富起来。

(二)、铜鼎的功用

鼎的功用许多文献都有记载。《说文解字》中“和五味之宝器”是对鼎器用功能的精炼总结。《左传》“禹铸九鼎”的记述，是对铜鼎具有礼仪和政治功能的有力注解。《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把鼎的功能上升为国家之重要象征。考古工作者以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材料为基础，对铜鼎的功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归纳起来有实用功能和社会功能两方面。实用功能：(1)烹煮牲、兽、鱼腊及肉块;(2)温热各种鱼肉食品;(3)盛装肉食和干饭;(4)熬煮热水、稀饭等;(5)陈设熟食和进献食物;(6)和羹并盛置调味品。社会功能: (1) 国家政权的象征物;(2)王室贵族祭祀用品;(3)征战、出行、田猎时的用器;(4)陪嫁器;(5) 供玩赏的艺术品。

从考古发掘实际情况看，商代前期出土的部分小型铜鼎底部带有烟熏痕迹，是烹煮盛放食物的佐证，但实用功能较夏代大幅减弱。同期，祭祀性质的窖藏中，出土铜器唯有铜鼎不可或缺。河南郑州张寨南街、南顺城街以及向阳回族食品城窖藏坑出土的数件大型方鼎(图2)，体型硕大、造型厚重、纹饰考究，是商王室祭祀重器，更见其“协于上下，以承天体”祭祀礼器的重要功能。到商后期，墓葬中出土的铜鼎及其组合虽然还没凌驾于铜酒器之上，但数量激增，且铸制精美、铭文清晰，尤其大型圆鼎、方鼎，均发现于商王室及重臣墓葬，地位上升至国之重器。

可见，商代铜器源于陶鼎，袭承夏代铜鼎，经过自身独特发展过程，其功能具有轻实用、重礼制的特点，是贵族阶级专享的国之重器。

二、商代铜鼎的器物演变

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铜鼎的数量日益庞大，分布范围覆盖中原及周边商王朝统治区，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种类及风格，极具商文化特色。那么如何通过铜鼎的演变来欣赏其艺术魅力呢?下面把商代分为早、中、晚三期来比对铜鼎的演变脉络。

(一)、铜鼎形制

器腹、器足、器耳是铜鼎的构成要件。其中器腹、器足是决定其形态差异最主要的因素。本文据此将铜鼎分为圆鼎、方鼎及扁足鼎三大类。

1、圆鼎

圆鼎是商代铜鼎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均为立耳折沿，其足部的变化最能反映发展阶段的特征，分为锥足、柱足阶段。

商代早期，目前所见的圆形铜鼎器壁普遍较薄，口沿较宽外侈，双立耳较小;鼎腹圆深，在整个铜鼎中所占比例很大，腹部显得十分突出，导致整体比例不甚协调。 此期早段鼎足部一般是锥形足，均为空锥足，晚段演变出上粗下细的柱足，足上无纹饰装饰;其中一耳与一足必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另一耳立于两锥足中间的口沿上，即所谓三鼎足与两耳呈四点配列式，给人以视觉上的不平衡感。(图3)

商代中期，鼎器壁增厚，口沿变窄不外侈，双立耳变长;圆鼎腹部横向拓宽，近中心处向两边外鼓，容器部分显得稍矮;三足相应增高，器体整体比例趋向协调。柱足型鼎增多，一些鼎足不再与一耳处于同一条垂直线上，改四点配列式为两耳、三足布开的五点配列式，稳定性增强。(图4)

商代晚期，器壁厚实、器形端庄，双耳厚大，微外侈;腹部变浅，部分鼎腹中略收，更显腹下部圆稳;同时，鼎三足变长，少有锥足，柱足绝大多数为上下等粗，部分鼎足为上粗下细中部略收束，概有周代鼎蹄足的雏形;两耳、三足布开的五点配列式成为定式;足根部有兽面纹饰或扉棱;此期鼎的整体比例十分协调，显得平衡稳重。(图5)

2、方鼎

方鼎在商代铜鼎中的数量远少于圆鼎，均为祭祀性质的窖藏级高级贵族墓中出土，腹部形状的变化最能反映发展阶段的特征。

商代早期，方鼎出土量少，形制单一，均形体硕大，口沿向外平折，立耳微外侈作凹槽形;腹部正方形，口大底小，腹深且腹壁微斜，导致腹部在整个铜鼎中所占比例很大，显得十分突出;四足中空低矮，上粗下细，与器腹相通，整体器型比例不甚协调。1974年河南郑州张寨街出土的兽面纹乳丁方鼎，高100厘米、口长62.5厘米、口宽61厘米，重达86.4千克，是商代前期具代表性的一件青铜方鼎。(图6)

商代中期，因发掘墓葬遗存较少，方鼎实物资料缺乏，此时期是方鼎发展研究的断档期。

商代后期，方鼎数量明显增多，既有体量巨大、狞厉庄严的方鼎，亦有体型精巧、纹饰繁缛的方鼎。此时期方鼎最大的变化是鼎腹作长方槽形，横边大于纵边，腹部变浅。因商代中期是方鼎研究的断档期，所以这种突变的原因无法得知。方鼎器壁增厚，口沿变窄不外侈，双立耳变厚增长;四足增长，等高或略高于鼎腹，基本是上下等粗的柱足，有力地支撑鼎底四角;从外观看，耳与腹、足的比例看上去十分和谐。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后母戊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图7)。有趣的是，中原地区特别是商王室用器形制相近，商统治方国用器在受商文化辐射的同时多有地域特色(图8)。

3、扁足鼎

扁足鼎在商代铜鼎中的数量十分稀少，流行度远不及圆鼎和方鼎。其型体较小，腹部有圆形也有方形，足部的变化最具发展演变的特征。

商代早期和中期，扁足鼎形制变化不大，鼎腹与圆鼎腹部的形制基本相同，部分腹部稍浅;口沿较宽外侈，双立耳较小;足部为三个兽形扁足，扁足不高，呈刀状，刀尖着地，给人以站立不稳的感觉(图9)。

商代晚期，扁足鼎比早、中两期较为流行，出土量明显增多，并出现方腹扁足鼎。口沿变窄不外侈，双立耳变长;器腹大多是浅腹鼎，鼎足有两种形制：一种为鸷鸟足型(图10)，足为三鸷鸟，以鸟足和鸟尾置地;另一种为卷尾龙兽刀足型(图11)，尾端上卷，着地处为一窄棱平面，比之刀尖着地仅一个点要稳当得多。

在商代的生产力条件和铸造技术环境下，摆脱袭承自夏代的粗糙、不协调问题，创造出具有如此器体硕大、装饰华丽、器型丰富的铜鼎，其非实用性的发展方向造就了瞩目的艺术成就。

(二)、铜鼎纹饰和铭文

纹饰与铭文是解析铜鼎内涵的主要方面，其发展、演变最能反映商文化特质。

1、纹饰

商代早期，铜鼎上普遍应用纹饰，居于核心地位的主纹饰是幻想神异动物——兽面纹，也有简单的几何纹，如圆圈纹、弦纹、云雷纹、乳丁纹和连珠纹等。几何纹通常作为兽面纹的陪衬，有时也单独作为鼎身主纹饰使用。纹饰多为单层凸起的花纹，不施底纹，构图相对简单，大多做带状，装饰在铜鼎的上腹部，整体装饰风格简洁质朴。

商代中期，装饰风格变化，纹饰内容逐渐丰富。几何纹的使用比商早期减少，兽面纹仍然是本期的核心纹饰，被突出刻画。并且出现了以云雷纹为地纹，以兽面纹为主纹的两层纹饰，增加了立体感。装饰风格由带状分布向通体展开，配合鼎体造型，整体视觉稳定性更强，突出了狞厉威严的视觉效果。

商代晚期青铜装饰艺术最为发达，纹样种类繁多。核心纹饰是兽面纹和夔龙纹，又兼有写实的动物纹，如鸟纹、蚕纹、蝉纹、鹿纹、牛纹等。几何纹图案增加火纹、蕉叶纹等，还有一些特异纹饰，如人面纹等。在主题纹饰周围用云雷纹衬托，其上再刻以细腻的阴线，形成了“三层花”，以极强的立体感突出主纹饰神秘恫吓的威力。纹饰布局常通体遍布，鼎的耳、足、腹部也都装饰纹样，但主题纹饰仍多在鼎上腹部最突出的位置，所占空间较大(图12)。圆鼎的中线处、足部，方鼎的棱角、中线处和足部流行扉棱装饰，掩盖了铸缝痕迹的同时又增强了器身装饰性。鼎身装饰与器型的搭配充分体现商代凝重威严的审美观念。

2、铭文

商代中期青铜礼器开始出现铭文，字数为一二字，也有学者认为是族徽。此阶段，铜鼎上的铭文尚未发现。商代晚期，铜鼎上铸造铭文兴盛起来，一般铸在鼎的器身内壁等不显著位置。这一时期青铜鼎所铸铭文字数不多，一般是一二个字，多者四五个字，内容主要是标明做器者身份、器主的族氏、祭祀先祖的名称。也有几件铜鼎铸有几十字的长篇记叙，内容涉及祭祀、赐命、王室与贵族的关系。如河南安阳后岗出土的戌嗣子鼎，有铭文三行三十个字，记述了商王对铸器者的赏赐(图13)。出土带铭文铜鼎的墓葬主人均为商王室成员、高级贵族、方国显贵，且中原商王统治区铭文铜鼎的出土量远多于商文化影响地区，体现了以商王为统治阶级核心的等级观念。

由上可见，采用兽面纹为主要题材的商代铜鼎装饰艺术，不单纯是艺术形式的表现，题材和使用方法体现商民对神鬼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崇拜，是商代神权统治下的“尊神事鬼”神本主义文化的集中体现。这种装饰艺术具有强烈的神秘、象征色彩，也展现了地上王权的不断加强，是神权和王权统治的一部分。反映出商代的审美文化是服从于神本主义和王权统治的目的，是宗教化了的艺术,服从政治需要的艺术。

三、铜鼎演变反映的商代政治、社会意识形态

铜鼎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是直观可见的动态过程，发展演化又受到所处时代政治环境与社会意识的制约。

根据《礼记•表记》记载，“尊神事鬼”是商人社会意识的重要特点，其社会活动体现是祭祀。殷墟甲骨卜辞中的祭祀卜辞证明，商代敬畏和崇拜的神很多，有日、月、风、云、雷等自然神，也有高祖、先王等祖先神。商王及王室贵族对上述诸神进行着频繁、复杂的祭祀。以商王为核心的统治阶级，在贯彻这种神权统治性的祭祀活动中，确定了极为繁复，而且带有阴森恐怖气氛的仪式，如被俘虏的奴隶和牛、羊、猪、犬等动物成批屠杀，以狞厉巨大的铜鼎盛装牺牲奉献给神灵。通过这些血淋淋的仪式性活动，商王统治阶级借助神权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商代鼎文化主要就是在这种思想信仰和政治统治需求的影响下形成的，其造型、纹饰无不渗透着统治阶级的权力需求，艺术风格充满了政治意味和宗教意识。

四、如何看待商代铜鼎的价值

商代铜鼎艺术形象上凝重庄严的器物造型和神异狞厉纹样的完美结合，是神权和王权统治影响的产物，演变过程无不渗透着商代宗教意识和阶级观念的作用。其实用性之外的政治性、礼仪性，是阶级地位和统治权力的标志。铜鼎作为国家权力的物质载体，之所以能够在艺术上达到三代铜器的峰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贯彻体现。集全体社会氏族之力，将对神、先祖的敬畏之心完全用在了对青铜器的铸造上,不胜其大、其繁、其美，精益求精，创造出了商代青铜器的辉煌。

(作者简介：张滢，河南博物院社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