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啸虎：我只是一个发动机

本报记者 孙伶 特约记者 许望

看周啸虎的作品时，难以想象他是60年代生人。无论是其中新奇的意味还是创造性的表现形式，都让人误以为这是位“80后”，甚至“90后”艺术家。

6月底，在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最新个展《地上》现场，周啸虎对21世纪经济报道对记者表述了一个60年代生人的艺术家对新媒体的理解。

在这一最新完成的艺术项目中，为浙江泰顺木偶剧团创作了一整套真人大小的木偶，这些真人大小、造型奇特的木偶，或带着色彩艳丽的鹦鹉头套，或头顶一座宝塔，以一种荒诞的造型示人。

艺术家拍摄了由这些木偶演绎的庄子哲学寓言故事，并以此探讨当代中国面临的种种文化挑战。与之前更关注社会议题的作品相比，这次的作品也被看做周啸虎从创作社会装置到创作文化装置的转型。

“实验性动画一定会被革命性地突破。”作为艺术家，周啸虎的一个显著身份标签是中国实验性动画第一人，如今他依然觉得这个领域潜力巨大。在接受专访时，周啸虎反复强调自己的艺术理念——“艺术不是用来批判的”。这与他本人的气质很相似。

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时，周啸虎心心念念的想要一个油画家。随着他探索新艺术形式的渴求越来越强，再加上有了懂计算机技术的朋友的相助， 1996年开始，周啸虎涉足影响艺术。随后，他无意中在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朋友那里看到了一系列东欧动画，这些动画片超出了当人人们对动画片的传统的认知，而更强调动画本身语言的实验性，这使得周啸虎开始对动画感兴趣，并决定要发展出自己独有的实验性动画。

“东欧动画还保留了一些叙事性，但我一进入这个领域就在想这种语言还能做什么，还能做成什么样。我更强调如何做，而不是用这个媒介做什么。并且做这个行为本身会有一种新的意义，就像把一个动词变成名词一样，它已经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探索，做的方式本身也产生意义。”周啸虎这样对记者说。

尽管周啸虎曾经在作品中呈现过许多社会化的内容，例如让一群疯狂英语的老师去伦敦街头教英国人英语;或者找一群侦探互相跟踪——这些内容或多或少有一些社会批判性。但周啸虎一再对记者说：“我不强调艺术的批判功能，我认为艺术的重要意义是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看世界的角度，而我只是一个发动机。”

《21世纪》：您曾经将自己的一些作品称作社会装置，但这次的《地上乐园》您将其称之为文化装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周啸虎：文化装置的概念是《地上》策展人秦思源帮我概括的，我也确实感觉到自己有这种转变。有时候艺术家创作起来会有逻辑上的偏移，但这种偏移的愿望出现时，可能是不自觉的，评论家和策划人从客观的第三方角度来看，会敏感地发现这个情况。当他提出这一概念时，我确实感受到自己现在在这方面的诉求。我目前的创作可能更多的是对艺术内部语言的探究，从文化内部寻找推动性。

过去我常用一个词——“泛现成品”，即生活中所有软性的东西，包括物件、习惯、体制、教育模式，等等这些都可以变成我的现成品。现成品的概念由杜尚开始，而我的概念更泛化。比如，在《集训营》这一作品中，我会把安利的培训方式拿来重新创作一个作品，这是将社会现象，通过我不一样的表达，而呈现出另一个内容。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我把这类作品称之为社会装置，它所面对的是内部问题。

责任编辑：赵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