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版图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革命

 　　有评论文章指出，当下的中国经济版图上，正在悄然发生一场壮阔的产业转移图景。在这种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经济的东中西部产业结构也在随着发生着重大变化。这可谓是一个中国经济版图上正在嘶喊着的一场无声革命。从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向内地迁移，似乎已经成了珠三角制造业企业的一个趋势。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温州制造业空心化越发严重，深圳多家工厂连续倒闭……春节前后，类似的消息不断从沿海发达地区传来。

　　有人悲观地断定：“中国制造业危机重重!”无论是2008年阴霾笼罩的金融危机，还是2011年部分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倒闭浪潮，抑或是2014年悄然而至的经济增速放缓，每逢困境之际，“中国制造”遭遇危机的预言就会四起。

　　据2014年10月份的统计数据，广东东莞大型工厂破产的有十多家，其中多为代工企业。业内人士估计，春节前东莞至少还有上百家大型工厂倒闭或停产。

　　“愿赌服输，我输了。”今年的1月3日，元旦假期还没过完，东莞市兆信通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民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字句间透露了手机代工产业的不易。

　　而事实上，围绕在手机代工头顶的乌云并未随着时间逝去，从去年以来，东莞、江苏等手机代工企业集中的区域接连传来坏消息，万士达、联胜科技、闳晖科技、奥思睿、诺基亚接连宣布停产，而更多的中小手机代工厂商面临着无米之炊的窘境。

　　“电子行业的转型比传统行业来得更加艰难。”长期跟踪东莞企业发展的东莞台商协会顾问袁明仁表示，这几年，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不少中低端的代工厂已经到了熬不下去的边界，长单变成短单，短单变成急单，技术替代容易，招工也得不到保证，手机代工产业链风光不再。

　　“现在再去像东莞这样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实地看一下，空置的厂房多了，一些过去热闹的商圈现在即便是周末也看不到什么外地人。”袁明仁说。

　　现在东莞三十几个镇区不到600万的人口中，外来人口可能只有400万，和五年前相比大概减少了三分之一。

　　东莞，曾经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一个样本区域，但凡任何有关制造业的风吹草动，总能在东莞找到分析样本的一块区域。

　　而在这几年，在袁明仁看来，以东莞、深圳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业，特别是以中低端为主的中小手机代工产业正在面临着集体煎熬。

　　订单没有了，这是大多数中小代工企业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

　　从小米、荣耀等电商品牌入局以来，手机价格的红海竞争愈演愈烈，而由于品牌集中度的集体上升，杂牌山寨手机或者在技术创新上跟不上市场脚步的手机厂商，其市场空间越来越小。

　　大牌的手机才几百元一部，山寨货的价格优势立刻就被打掉了，根本卖不出去。这种市场形势使过去以杂牌山寨手机为主要代工客户的代工厂家开始吃不饱。

　　而另一方面，不再专注于价格战的品牌手机厂商更倾向于选择紧密的合作伙伴，以换取更稳定的质量保证，并且通过产线的自动化升级解决人力的问题。

　　以中兴位于西安高新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的工厂为例，据当地的技术人员介绍，车间里25条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需要40多分钟就可以把一部手机组装完成。

　　而在这家工厂中，生产线从单板测试加载、全自动化分板点胶、整机音频测试、整机软件加载等使用的都是全流程自动化生产。

　　东部地区制造业遭遇空前危机，西部地区制造业却呈欣欣向荣之态。

　　“供需两旺。”春节前夕，在重庆市璧山区的“春风行动”招聘会上，璧山区就业局副局长钟克均对招聘会精准概括。参加招聘会的多名农民工也向记者反映，当地企业多、岗位多、工作好找。

　　璧山区有多个工业园区，70%为电子信息制造企业，不少是从东部地区西迁至重庆。根据重庆市“十二五”规划，电子信息制造产业每年将为重庆新增就业30万人。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多家大企业，都是从沿海地区梯度转移过来的。

　　订单不好接，只能从别处想办法，为了缩减劳动力成本，几年前手机代工厂之间就兴起了一个口号“产业转移”。

　　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已经在内地的13个城市或者城镇设立了当地的工厂和其他业务。

　　其中位于河南的郑州鸿富锦精密电子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就以352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位居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综合实力的前三强。

　　如果你刚买了一部iPhone6，你会发现它是“河南制造”。如果2016年你能买到iPhone7，你可能会发现它的蓝宝石屏幕还是“河南制造”。这些都来自富士康在河南郑州市的工厂。

　　从“大本营”深圳，迁建河南、贵州、安徽等地，富士康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投资的轨迹代表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选择。

　　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及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明显减弱。

　　“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产业化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通过东部沿海企业的产业转移，将加速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指出，产业转移为中西部地区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东部地区则重点完成产业升级任务，相互分工实现区域间的重构。

　　自从2010年富士康将整个iPhone生产线搬到郑州，富士康就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河南这个城镇化不足45%的农业大省。50万河南籍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得以解决，他们通过就地城镇化和现代流水线的工业化洗礼，推动着河南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原来只有一两百亿美元外贸总值的河南，自富士康迁来之后，外贸总值翻了一番。同时，富士康的落地也成了河南信息产业发展的一个跳板，酷派、天语等十来家智能手机生产基地选择与富士康比邻而居，3亿部手机的年产能造就了一个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2008年那场光伏投资泡沫留下的遗产，也正成为当下中国制造业内迁的跳板。

　　经济观察报称，在江西九江经济开发区一个占地40万平方米的厂区，原本是当地明星光伏企业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斥资140亿元打造的厂房，但旭阳雷迪并没有等到进驻的那一天。

　　第三期厂房尚未完工，整个光伏行业就进入寒冬。至2011年，全球光伏行业遭遇巨大亏损，而全球光伏组件产量第一的中国自然是重灾区。陷入艰难的旭阳雷迪搬出了厂房，转入低调。

　　空置了几年的厂房对开发区来说也是件头疼的事。如果没有企业入驻，这部分资产不能创造价值不说，每年资产都在折旧，还要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维护。

　　2014年5月，在江西省政府支持下，一家名为艾美特的台湾小家电企业，把生产基地从深圳迁至江西九江经济开发区这片占地40万平方米的厂区。

　　目前，艾美特计划将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都放在九江生产。“其实，艾美特的迁移计划从十年前就开始考虑了，主要是深圳的管理人员不一定愿意往内陆二三线城市走;另一方面，当地的配套往往不如深圳，所以一直都没有定下来。”

　　艾美特集团副董事长蔡正富表示，“2013年公司在台湾上市后，面临着必须实施迁移计划的压力。当时我们考察了南通、合肥、黄石等很多城市的开发区，最后选择了九江经济开发区，现成的厂房、交通条件、还有当地的政策，都是我们考虑的因素。”

　　据蔡正富介绍，由于这次机会比较好，艾美特的迁移比预计的早了三年。“迟早都要迁的，深圳这个地方什么都好，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土地。”蔡正富说。

　　深圳市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有超过1000万常住人口。如果算上流动人口，深圳的人口密度将更大。“深圳的仓库太贵了。现在九江这边的工厂有些空置厂房我们就用来做仓库，比深圳便宜多了。”蔡正富说。

　　艾美特另一个迁移的原因，在于人力成本。深圳的最低月工资是2030元，而在九江经济开发区，最低月工资标准是1300元，每个月工资支出就可以减少130多万元。

　　而在深圳，招工难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艾美特九江公司总经理张万全说：“我们厂1800多名工人全是本地人，经过半年的培训和实操，技术已经能和深圳的老工人媲美了。”

　　还有一个迁转的原因，是市场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艾美特以代工和以出口贸易为主，享受深圳地理位置和配套产业的独特优势。

　　但当生产厂家的市场主要转向中国本土时，深圳的地理位置就不是那么优越了。面对全国市场，从深圳发货的物流成本和实效都成为业务发展的限制。

　　“九江的12小时物流圈基本上已经覆盖了长江这一带，可以实现江浙沪次日达。以前我们在深圳是不敢想的。”艾美特市场部副总经理丁和华表示。

　　艾美特的迁移是珠三角制造业企业迁移的一个样本。长江流域的二三线城市早已建好了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待着这些企业入驻。

　　事实上，2009年以来，中国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与产业转移更为活跃，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呈现出规模明显扩大、层次显著提升、方式不断创新的良好态势。

　　中部六省利用境内省外资金总数由2009年的1.2万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3.32万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2.5%，其中，湖北、山西两省在5年中利用境内省外资金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从西部地区典型省份来看，2009—2013年四川省累计引进境内省外资金3.3万亿元。

　　重庆市近5年内累计引进境内省外资金2.1万亿元，比前5年引进资金总和增长10多倍。

　　而陕西省近5年内累计引进境内省外资金1.44万亿元，逐步形成了以专业产业园区的形式而承接产业链或产业集群整体转移态势。中西部地区利用的省外资金中，有60%以上均来自东部发达地区。

　　国内区域产业转移推动着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差异逐步减小。

　　东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在2004年达到最高，为60.36%，但2004年以后而随着产业转移的持续推进和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加快发展，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开始逐渐下降，2009年为55.05%，2013年降为50.20%。

　　东北地区的工业增加值比重相对较为平稳、略微上升。

　　2004年占比为8.68%，2009年降为8.59%，2013年达到8.83%。中部、西部地区产业比重都实现了较大幅度上升，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从2004年的16.88%、14.07%上升到2009年的19.48%和16.88%，2013年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分别达到21.64%和19.33%。

　　当前，东部吸收外资在全国占比逐步下降，2009年东部地区吸收FDI占全国比例为64.11%，2013年降为55.84%。

　　东北地区吸收外资的总体规模保持相对稳定，占全国比重为13.5%左右。中部地区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最快地区，2009年占全国比重仅为13.93%，2013年上升到19.47%，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性较大，尚未形成长期稳定上升态势。2009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比例占全国的9.67%，2011年上升到14%，但从2012年起逐步下降，2013年仅为10.19%。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区域布局来看，呈现出向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重点经济区或国家产业转移示范区转移的趋势。

　　如西部成渝经济区近年来吸收外资规模增长明显，2009年，重庆市和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比重为4.95%，2012年上升到8.37%。

　　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推动下，河南、陕西、山西三省承接外商产业投资步伐加快，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比重从2009年的4.42%提升到2013年的7.2%。

　　受皖江城市带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带动，安徽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实现了大幅增长，从2009年的38.8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06.88万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从2.52%提升到了4.15%。

　　今年5月11日出台的国务院“25号文”(《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也让开发区和寻找迁移地的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

　　各地的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还可以继续，珠三角的一些制造业企业也可以继续考虑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重新布局，顺应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调整而进一步调整。

　　去年以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亮点。人们特别注意到，上海自贸区圆满运行一年后，迅速扩围至浦东新区，并新增了广东、福建、天津三个自贸区。

　　“中国在借此深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和改革，加快东部地区的转型发展。”一家外国媒体在报道自贸区扩围消息时，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政府此举的意图。

　　这也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首先是由沿海开放的经济特区带动的。今天中国走到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用开放促进改革。”

　　不仅如此，2014年，决策层把沿海与中西部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新蓝图，推到世人面前：“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

　　官方的表述是：“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

　　促进东中西部融合发展，也与加速推进服务业和新兴业态，以及大力提振消费一样，是经济手段，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升级。

　　“从东部到西部的产业转移并不是制造业的终极出路。”华泰证券(60168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对此并不乐观。

　　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后夹击”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一些东南亚国家凭借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原本在华的外资企业转移产能，甚至有些中国本土企业也顺势在东南亚建厂。另一方面，原本在华生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

　　据报道，松下、大金、夏普、TDK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拼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不足惧。国内不少把服装厂迁到越南的企业家纷纷抱怨，越南人经常迟到，手工活没法和中国人比，当地气候炎热，还面临政策变动等诸多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聂辉华对此有同感：“一些制造业企业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但这并不会对中国制造业构成整体性的威胁。”

　　聂辉华分析，越南是小国，人口很少，产业转移只可能是局部的、小规模的;印度人口虽然很多，但劳动者的素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链的完整性等方面都比中国差，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

　　高端制造业回归发达国家本土情有可原。这既是为了解决本国就业问题，高端制造业的利润比较高，发达国家也想把这一部分产业掌握在自己手中。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现有的这些较低端的制造工厂，不可能大规模撤离。”聂辉华坦言，最担心的是，中国如何设法留住高端制造业。

　　今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日本开会时惊讶地发现，满大街都是拎着日本电饭煲的中国游客。日本电饭煲的内胆在材料上有很大的创新，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会黏糊，而中国始终在材质上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尴尬之余，吴晓波担忧道：“很多年来，‘中国制造’所推行的、用‘市场换技术’的后发战略已经失效了。”他身边制造业的企业家朋友，都陷入“不变等死，变则找死”的转型恐惧。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必须做的抉择。“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正是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吴晓波开出了同样的药方。

　　“中国制造”转型的曙光初现。3月5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全国人大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中国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

　　“制造业是我们的优势产业。”李克强说，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