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记忆：抗战主题系列画作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终结。伟大的胜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积极抗战，尤其是书画界，以宣传民族救亡、抗击侵略为主题的画作大量涌现，为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精神上的强大支撑与动力。
 

国画紧扣时代脉搏

国画家在抗战时期所作抗战主题的作品，虽然从数量上来说不是特别多，但这些作品最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也最能体现出战争状态下那种强烈的民族精神。国画家把国画的发展与抗日救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结合起来， 他们更加关注现实，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使得国画的发展紧贴时代的脉搏而焕发出新的活力。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蒋兆和先生创作的《流民图》，它堪称一幅里程碑式的宏篇巨制，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在直面人生、表现现实方面的成就。此画的创作极其波折，也极富传奇色彩。1941年，在北平沦陷区日军的眼皮底下，蒋兆和先生以超凡的胆识开始巨幅《流民图》的创作。为防干扰，他画一部分，藏一部分，使人难察全貌。1943年10月29日，此画易名为《群像图》在太庙免费展出，但几小时后，就被日本宪兵队勒令禁展。1944年，此画展出于上海，被没收。1953年，半卷霉烂不堪的《流民图》在上海被发现，后半卷从此下落不明。全画通过对一百多个难民形象的深入描绘，以躲避轰炸的中心情节点出了时代背景和战争根源，直指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具有深沉的悲剧意识、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史诗般的撼人力量。 

     沦陷区的美术界相对就比较平静，一些滞留在沦陷区的国画家在沉寂中同侵略者作斗争。齐白石面对山河破碎的悲惨现实，他痛心疾首地题诗曰：“对君思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这首为朋友的山水画卷所作的题画诗中，表达了他对国家遭受侵略、山河破碎的深深忧伤和哀叹。在沦陷区的还有张大千，他在极度苦闷与忧郁中创作了《三十九岁自画像》，这幅画把他身陷北平的心境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当时，也有一些国画家或用自己的绘画方式，或改变自己的绘画技法来宣传抗战，鼓舞民众。著名画家赵望云于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也来到武汉，在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帮助下，主编《抗战画刊》，进行抗战宣传。为了使自己的画笔更好地服务于抗日斗争的需要，赵望云的绘画作品改变以前的农村写生国画的风格，有的近乎漫画形式，其目的在于更容易被一般民众所认同。正如他说:“因为在这个时代，一切的艺术，都要随着救亡的工作变为杀敌的武器了。”李可染先生在抗战后参加政治部三厅美术科工作，其间也画过不少宣传画。

 
徐悲鸿的不朽抗战画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悲鸿创作了很多优秀画作。
 

1936年徐悲鸿创作了国画《四喜图》，此画构图合理，层次分明，形象准确，动感鲜明。四只喜鹊，神态各异，栩栩如生。那些跳踏枝头、迎接春天的喜鹊，分明是在向人们诉说着大师与祖国同安危、与民族共命运、同人民共呼吸的情怀。

1938年创作的《负伤之狮》是一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中国被称作东方的“睡狮”，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大部分国土的“睡狮”已成了负伤雄狮。这头双目怒视的负伤雄狮在不堪回首的神情中，准备战斗、拼搏，蕴藏着坚强与力量。

《巴人汲水图》创作于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幅真实记录民众阶层生存景象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作。

画像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将巴人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段落，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7个人物。舀水，一健壮的男子，身体强壮，匍匐着前身，右手紧握着一只巨大的木桶的提梁，从湍急的嘉陵江水中，迅捷而熟练地舀水。旁边有一衣着褴褛的赤足妇女，低头用力，正把舀满的水桶，吃力地提到岸边。让路，一个头缠汗巾，赤臂裸腿的男子，弓着身体，肩负着重担，吃力地攀登着陡立而漫漫的石梯。旁边应接石上，谦恭地站立着一位身穿长衫，把前摆挽在腰间，肩挑空担的青年男子让路，他身体微侧，以同情与怜悯的目光凝视着吃力攀登的挑夫。图画的上方，绘制了3位登高攀至江岸顶端的挑夫，他们爬完了艰险的陡梯，开始迈开大步，比较轻松地急行。

1939年~1940年，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这期间他创作了国画《愚公移山图》。当时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徐悲鸿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了抗日民众反法西斯侵略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极具现实意义。

《奔马图》作于1941年秋季。徐悲鸿擅长以马喻人、托物抒怀，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徐悲鸿笔下的马“一洗万古凡马空”，独有一种精神抖擞、豪气勃发的神态。所以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抗战版画，震天呐喊

如果把版画创作视为一种战斗，那么，中国抗战版画家可以说个个是战斗英雄。在这场版画的战斗中，鲁迅既是先锋，又是向导。

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被誉为“时代的战鼓”和“革命的号角”， 使版画成为一种“武器的艺术”，成为砍向鬼子头颅的“大刀”。在抗日战争中发出了全民族的呐喊，激发了全民奋战的力量。

早在1930年2月鲁迅就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引进欧美和苏联的版画新作，主办外国版画展和木刻讲习班，扶持杭、沪、平（北京）、粤等地的诸多木刻社团，出版木刻画刊以及和木刻青年频频通信等，不断推动了新兴木刻运动，为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辛勤地培育着一批版画艺术的新人。

在抗战期间很多美术工作者亲赴前线，创作了大量的宣传抗日和唤起民众觉醒的版画作品。其中抗战版画的题材大体可分成宣传抗战类、战争场景描绘类、战区民众生活与军队生活类、根据地新气象类等。其中以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作品艺术特色最浓郁，如罗工柳的《左权同志像》、古元的《减租会》、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和夏风的《瞄准》等都是抗战题材版画中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