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你们都是国学大师

 上周发了聊《弟子规》的文章，有个国学读经机构来找我，说我的理念和他们太一致了，要给我寄两本他们的书，《论语》、《孟子》。我说《论语》、《孟子》我都有，家里地方小，放不下，不用寄了。他执意要寄，说他们做的和别人做的不一样。我说，真没有必要，你就是寄给我，我也不会看，你有什么要求不妨直接说。他就说，其实还是希望我能够为他们机构宣传宣传，大家都是热爱国学的人，应该共同为国学的复兴做点什么。

嘿嘿。

我对国学的复兴不感兴趣。中旬去常熟出差，姑苏晚报的记者采访我，问我是不是很高兴看到国学的复兴。我说一点也不高兴。真正的国学没有办法复兴，而且也没有复兴的必要。讲国学复兴的人，有两种，一种打着这个旗号赚钱，一种是国学不复兴他就跟不上时代了，哭着闹着要国学复兴。

为什么国学没有办法复兴呢?因为时代不一样。比方说，在王维的时代，你一首五言绝句写得好就可以名动天下，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连飞机都没有，但是文字就可以有这个魔力。没有谁比诗人更是明星。今天呢?你诗写得再好也不可能成为王维，光有诗不行，可能需要你是个脑瘫，是个农村妇女，总之要具备一些完全在写诗之外的亮点，然后，运气好到碰到有人推你。

《诗刊》编辑彭敏，有一天做微信公众号，把余秀华早已公开发表但没人看的诗歌重新编辑了一下，想了想，改改标题，把“脑瘫”放到标题里，就火了。彭敏跟我说，他完整见证了一个人从默默无闻到爆红的过程。

不过，余秀华的爆红也远远无法和王维比。我在凤凰的同事严彬，也收获了“可能是近十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评价，而且是圈内权威，茅盾文学奖评委之一说的。但依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他的新书只印了3000册。

在这个时代，写诗的不可能比写时评的红，写时评的不可能比写小说的红，写小说的不可能比写剧本的红，写剧本的不可能比当导演的红，当导演的不可能比演员和唱歌的红。所以，真的有大才华，在这个时代应该去拍电影，写诗就浪费了。

这里头的东西说来话长。李商隐不是大才吗?可惜他生在晚唐，如果他和李白杜甫换个年代，诗仙诗圣的称呼落在谁头上还不好说。为什么历来评诗的人，都说盛唐是巅峰，中唐就稍逊，晚唐就愈加不行了呢?难道一个时代的诗人整体才华和智商比起上一个时代有大的滑坡?当然不是。因为盛唐是开创和集大成，中唐是守成，晚唐是求变。盛唐人可以在陇上耕种，晚唐人只能在自家屋后的厕所旁边垦出一小块地。贾岛姚合不是工夫不逮，只是盛唐人把大块工作做完了，只剩下细处给他们用功。杜甫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后人发现格律诗能达到的高处王维、李白、王昌龄等都达到了，走到头了，唯有杜甫指出的路还能继续走下去，还有深耕的余地，可能走到别有洞天的地方。还有人把贾岛的画像供起来天天焚香礼拜学写诗，写出的诗却没几个人记得。

钱钟书认为清诗逊于宋诗，宋诗逊于唐诗，龚鹏程认为清诗不逊唐宋，其间差异很值得玩味。汪辟疆说，陈散原算得上杜甫以来第二人，超过黄山谷，他的讲法不无理由，但论影响力，陈散原肯定无法和黄山谷比。所以，一定要搞明白时代的差异，才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何等意义。

王维在盛唐什么地位呢?就好比今天鹿晗的地位。全民偶像。而且他还要超过鹿晗，因为鹿晗是红一时，王维是红一辈子。那个时候，写诗是最正宗的消遣方式，比今天看电影追美剧听演唱会加起来还要流行。那时候写小说是非主流，最大牌的偶像都在诗人群体里。今天写诗、写散文的群体，整体被边缘化了。

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生命周期，比方说，90年代末，杂文很流行，《杂文选刊》卖得很好，那一帮热潮就是被王小波们掀起来的，至今好多文学青年还十分怀念王小波，谁的杂文好，就把他和王小波比。实际上，今天杂文能写到王小波水平的，多不胜数，但是杂文这个体裁，整体就不行了，说不行当然不是绝对的销声匿迹，而是转变成了时评、段子、论坛体，以及变种鸡汤，谁再用90年代末《杂文选刊》的文风写今天的事，标题叫《叉叉叉叉为那般》，就会把人恶心得胃酸都出来。余秋雨的散文可以在90年代灵，于丹的鸡汤可以在十年前灵，但今天就不灵了，任何一种东西，都有它的寿限。就像“文化”这个词，不同的时代，理解也不一样。

我曾经以为自己很有文化。几年前，住八宝山，有天寄快递，小哥到我家里取件，看见墙角堆着高高一摞书，说：你是卖书的吗?我说，不是，都是自己看的。他说：矮马，文化人呀。我很高兴，就真以为自己有文化了。

后来换工作，去一家杂志应聘，他们问我，你做什么板块，我说，文化板块。他们就递给我几本杂志。翻开一开，文化版是什么呢?最新的电影、最流行的时装、还有一些高科技的手表、台灯这些。我吓了一跳，原来自己没文化。我先前还以为，会写两首诗，读过《西游记》、《红楼梦》就算有文化了。这个时代文化不是这么定义的。

因此，就知道为什么国学不可能复兴。问问那些读经班的人，知不知道戴震?戴震不是某个国学培训学校的校长。他们不知道戴震，他们知道马震，因为范冰冰。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国学不是让小孩穿得跟演古装戏似的抱一本《弟子规》摇头晃脑，也不是让上千孩子在操场里给父母洗脚。孔子不赞成穿成那样子，孔子以前的古人戴的是麻冕，缁布帽子，孔子的时代变了，戴丝帽子，孔子说这样更好，挺节约。

读古人的东西，目的是明理，领会古人的精神。明理在今天，不一定非要通过读古书去实现。这个道理古人就讲过，你去读颜习斋，发现他讲的就是没必要多啃古籍。朱熹也说过：“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

那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一定得读古书才能明理呢?两种情况，一种是他自己没搞清楚古人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另一种是，他读古书不是用来明理，是用来装点门面，显得自己有文化，好跑出去忽悠人。很多人喜欢跟人讲《易经》，什么亢龙有悔见龙在田，讲得天花乱坠唾沫横飞。你问他“樽酒簋贰”什么意思，他想了想，说到簋街上喝两盅。

高校也爱和外面的机构合作开国学班，国学班讲什么呢，讲《周易》，《老庄》，还有《孙子兵法》，和企业管理联系到一起。我没见过古人哪本注疏里讲过企业管理。为什么爱讲《周易》呢?《周易》神秘，一般人不懂，就好拿出去装。不过，从《周易》里基本学不到什么。朱熹说，“《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

那为什么古人那么看重《周易》，那么多人给《周易》做注解呢?他们很多人并不是从《周易》里学到了多少东西，而是借《周易》把自己的三观和对世界的理解表达出来。程伊川和王船山，都是讲《周易》的好手。有时候，你直接讲一层道理，别人不信，或者以为肤浅。你借着《周易》讲，说这是《周易》说的，别人就信了。说白了，很多东西不神秘。

但不神秘就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越是神秘的东西，他越信。不神秘他就不信了。我读研的两年看《周易》比较多，就经常有人找我算卦：你算算我今年能不能结婚?——这事《周易》管不了。你老老实实告诉她，她觉得你不懂。

去年秋天，一家企业请我讲国学。中午吃饭，他们说，王老师下午讲讲国学里的酒文化吧——酒桌上怎样才能让别人多喝?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国学里肯定有这方面的学问。我说，国学要是研究这个的，你们都是国学大师。

责任编辑：赵江伟